十倍賠償案件原告勝訴率僅30%專家指出
修改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條迫在眉睫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
這一條款一般被稱為十倍賠償條款。其就涉及民生的食品安全民事責任進行了強化，提升了懲罰性賠償預防和制裁不法行為的力度。
“然而，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頒布實施以來，它的十倍賠償條款實際上發揮的作用并沒有預期的好。”近日在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對外經貿大學消費者保護法研究中心與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聯合舉辦的第二屆中國消費者保護法論壇上，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教授李俊發言時如此表示。
之所以有此一說，李俊指出，是因為不管是實踐領域還是司法領域，該條款實施后能夠激勵起消費者積極維權熱情的這一期望，實際沒有完全實現。當然，這與食品本身價格較低、數量較少，進行司法訴訟成本較高，難以形成利益激勵也有直接關系。
翻閱近年來判決的十倍賠償案件資料，李俊發現，實際上原告勝訴率是比較低的，大致為30%左右，有時甚至更低。對此，他指出，這一現狀根本不足以發揮食品安全法設立十倍賠償條款，希望能夠懲罰不法經營者和不法食品生產企業，預防以后有可能會產生的違法行為的作用。
上述問題的存在，讓李俊感到擔憂。然而，在他看來，這還不是十倍賠償條款在實踐應用中所表現出的最突出問題。
“實踐中一個最突出的現象是，在司法實踐領域法官判案過程中，對這一條文的適用出現了非常大的分歧。很多相似的案件，實際判決結果卻差異巨大。”李俊認為，這不僅影響到法制的統一，也影響了法律的權威性。
在李俊看來，之所以出現判決分歧，最重要的源頭在于實務界和學術界對第九十六條認識的分歧。分歧的核心在于，按照第九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銷售者應承擔十倍賠償責任時，是否只是以明知或者銷售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這兩個要件作為承擔賠償的構成要件。
“究其最核心原因，即是對第九十六條的解讀存在差異。”李俊說。
李俊介紹，學術界對這一條款的解讀存在諸多差異。一種觀點認為，第九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違反本法規定，造成人身、財產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符合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是典型的侵權責任。所以根據法條意思的連貫性和體系解釋的原則，第一款規定的是補償性賠償責任，第二款規定的是懲罰性賠償責任，第二款是第一款的補充性規定。
“在上述認識基礎上，有人就認為十倍賠償構成要件應該包含損害結果，即消費者主張十倍賠償必須以有實際損害為前提條件。對于明知也解釋為明確知道，并認為應該由原告進行更加實質性的舉證。”李俊解釋道。
李俊繼續介紹說，第二種觀點認為第九十六條第一款和第二款是獨立條款，第二款規定的十倍賠償是一項獨立的請求權，對于銷售者而言，是基于違約責任而產生的十倍賠償責任。它的構成要件就是第二款直接明確的規定，即只要生產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不論是否給消費者造成了實際損害，均可以請求十倍的賠償金。
“第三種觀點認為，第一款并非只是侵權責任規定，‘違反本法規定’存在著多個義務主體，不只是生產者和銷售者，還包括虛假廣告的代言人、食品檢驗機構等。所以在這樣一種狀況之下，‘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時所依據的就不只是食品安全法，還應包括民法通則、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李俊說，承擔賠償責任也不僅是承擔侵權賠償責任，而是依照相關法律，承擔侵權責任、違約責任等。
李俊說，這種觀點認為第一款規定實際上是不完全法條，需要結合其他法條進行司法適用。第二款與第一款盡管存在著一種關聯遞進關系，但是該款所規定的懲罰性賠償性質實際上與第一款規定的賠償責任性質密切相關，不僅僅是侵權責任，也包括合同責任等。
“正是學術界關于十倍賠償的觀點存在如此多的分歧，導致司法領域中食品安全案件適用十倍賠償時，出現了非常多的差異。”李俊說。
李俊認為，從法律全文來看，第九十六條是食品安全法唯一規定民事法律責任內容的實體性規則，如果只是把第一款理解為侵權責任肯定是不全面的。對于第二款的解讀，李俊則更認可第二種觀點，即銷售者提出十倍賠償是基于合同責任產生，不需要以實際損害為要件。他認為這樣一種解讀既忠實于法條原文，也更加符合食品安全法的立法宗旨。而且十倍賠償條款實際上更多借鑒了當時消保法雙倍賠償的規定，后者顯然是基于合同責任這樣一種基礎。
在上述解讀基礎之上，李俊認為，為破解這樣一個食品安全司法實踐中的困局，修改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條迫在眉睫。建議借鑒新消保法第五十五條，將懲罰性賠償單列出來，用兩款分別基于合同責任和侵權責任對其進行規定，以利于認識的統一和司法實踐的統一。(本報記者張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