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界有名氣的人很多，因為舞臺、熒屏、展覽、出版都是文化界的日常平臺，所以，出名的機會遠遠多于其他行當。而出名以后，名氣越大，關注度就越高，粉絲也就越聚集，文化名氣的再提升，可謂幾何級數增長了。
人一旦有了文化名氣，就擁有了吸引力或是號召力，而且吸引力、號召力與名氣的大小還成正比。這種吸引力、號召力是無形的資本，盡管無形，但在很多情形下都能變現。文化名人做事就比普通人方便得多，因為人們愿意接近他們，樂意討好他們，也格外信任他們，連有權有錢有勢的人都會有心結交他們，他們甚至在買房、吃飯、購票、排隊等等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輕易獲得優先權，而且這種優先常常還是別人主動提供的。
文化名人受人待見，當然不能都怪名人，這是一種大眾心理，很難改變。但身為名人，如何善用自己的名氣，卻與名人們的道德修養、法律意識有關。
有的文化名流，他們以自身的名氣為號召，或是投身公益廣告，或是募集善款，或是為艾滋病人奉獻愛心，其名氣早已轉化為正能量，鼓舞、啟發、推動了社會的善行義舉，成為大愛的一種符號。這種名氣的使用可稱之為善用，就是用好、用正、用得有社會價值。也有的文化名流潔身自好，淡泊名利，將自己視為普通人，拒絕各種場合的特殊照顧，把名氣和積蓄一律回報給社會，以高風亮節留下了一世清譽。
在善用的同時還有一種“擅用”，即擅長使用自己的名氣去為自己謀利。這種人一旦有了名氣，就能將名氣化為與權錢結緣的資源，用名氣去結交位高權重者，用名氣與各路老板來往，通過名氣的牽線搭橋，謀取種種商業便利，實現權錢藝之間的大小交易。他們的胃口早已不在文化創造本身，而是擴充到各個經營領域，快速積累資本。有的憑借當權者對他們的特殊關照，順利拿下遠遠優于他人的項目；有人依賴職能機構對他們名氣的艷羨，獲得最優惠的資金；有的依托那些老板粉絲對他們的偏愛，充當政商掮客，從中為自己漁利。假如不在公職隊伍，文化名人做做生意，自然無可厚非，何況文化產品本身也有含金量，但這種“擅用”在名氣的光環下往往失去控制，淪為濫用，濫用最容易涉嫌貪腐，最終身陷違法亂紀的泥淖。
在文化名氣之下的貪腐，其欺騙性很強，一幅畫、一件書法、一首歌詞、一部劇本、一場演出輸送的經濟利益，常常界線模糊，既可以無價也可以天價。一些文化名流特別喜歡假手在這虛實之間，游走于法紀的空隙中；而一些有職有權者也樂于在這文化外衣的包裹中，間接完成權力的尋租。
其實，只要將精力和心思都放在文化之外，就不可能沉下心來創造佳作，滿腦子都是權錢，就不會立意高遠，不用說高峰，就是高原都登不上去。這大概也是文化亂象的根源之一。
文化名氣原本是刻苦、才能、學識、見地、經驗、天賦、機遇、環境的綜合反映，有了名氣是好事，但如果不善用名氣，名氣就會成為腐敗的敲門磚、違法亂紀的保護傘、尋求特殊利益的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