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千年的封建社會是個很有趣的社會形態，其中法制的發展就很有特色。科舉士子們十年寒窗和考試內容都是圣賢文章，法律條文、刑偵知識，甚至是起碼的人情世故都不是必修課。但一旦取得功名做了官，就可以坐堂聽訟，裁判是非曲直，也不管他懂不懂法。只要圣賢書讀得好，道德品質就好、法律素養就高，這就是中國古代的司法邏輯。盡管到唐朝以后已經有一整套比較成熟的法律體系，但司法過程仍然是經常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裁判過程也以司法者的道德標準為準則。
到了清朝，人們開始認識到法律的嚴謹和統一性問題，而且司法審判還作為朝廷考察地方官員政績的頭等大事來抓。只會《四書五經》的官老爺們開始尋找幫手。這時，一個獨特的階層出現了，那就是師爺。他們用經濟、政治、法律等方面的知識去彌補那些只知讀圣賢書的科舉老爺們的不足，在經營屬地、社會管理，甚至在軍事指揮上出謀劃策。他們無官無品，不食朝廷俸祿，不占衙門編制。他們是在職官員招募來的幕僚，并支付報酬。他們協助幕主處理各類衙門事務，甚至處理個人隱私。當時師爺的分工還很細，有書啟師爺、錢谷師爺、征比師爺、掛號師爺、刑名師爺等多種。這刑名師爺就是幫助決案斷獄、審理案件的幕僚。
一則因為普世價值觀的原因，法律條文、刑偵、解剖等知識是小枝，比之于孔孟的大道來，是為官者不屑于去學習的。二則因為官本位心理，當官的也不愿意糾纏在案牘勞形中。但沒有這些知識，沒有這種公仆心，就很難公正公平地審判案件。古人盡管對法不重視，但對公平正義卻有著執著的追求。不管你治理屬地的人口翻了幾番，財稅多了幾倍，如果你執法不公，就算不得“青天大老爺”，就有被彈劾的真實證據了，自然這官位就不保了。更加之清朝統治者吸取明朝滅亡的一些教訓，嚴格對官員的管理，把執法審判工作納入到政績的考核中來。說起來，現在還要向古人學習，在追求政治、經濟政績的同時，莫忘了推動司法的進步。有了這個背景，刑名師爺走上了歷史舞臺，成為了中國古代法庭中的幕后聽審者，被人稱之為看不見的法官。
他們是讀書人，有的是世代相傳，有的是科舉失意。他們在父子相承或有目的的學習中，熟悉國家政策和法律條文，精通決獄斷案之法，深諳世情百態。他們雖不是最后的裁判者，但對于那些“吊書袋”、“五谷不分”的書呆子官員來說，投簽拍板只是一個法律手續而已。
他們與幕主的關系也遠不是雇主與雇工的關系。從名稱上便可看出，師爺者，師也。師爺是幕主請來的，雙方之間的關系是主人和賓客的關系，甚至可以說是學生和老師的關系，地位是平等的。有的官員甚至尊稱師爺為“先生”，自稱“學生”。家仆稱官員為“老爺”，而師爺稱官員為“東家”、“東翁”，這也可見師爺遠不同于家仆。為何如此，很明顯，在人情世故和處事決斷上師爺更勝一籌，而這些恰恰關系到官員的升遷，他們能不敬著點嗎？最有名的例子要算曾國藩的師爺章士杰，將奏折上的“屢戰屢敗”改為“屢敗屢戰”，從而讓批評變為了嘉獎。由此可以想見，因一筆之誤，一事之失，而致幕主聲敗名裂，甚至身首異處的自然也不會少。
師爺們不僅有一技之長，而且在辦理政務時又是直接的參與者，積累了豐富的官場經驗不說，還能聚集豐厚的人際脈絡。師爺們離了幕主可以再找一個，反正天下當官的多，不愁沒有用武之地。而幕主如果離開了一個好的師爺，不說升遷，估計正常公務都難處理。清末人汪康年就曾在他的筆記里記載了這么一件事：一個姓金的師爺，在某知縣處負責審判工作。就因為知縣在背后埋怨了他幾句，而辭“官”不做，任憑知縣怎么挽留也無濟于事。知縣只好贈他一百兩銀子送他走。后來這位姓金的師爺憑著官場經驗和人際關系花了些錢，捐了個官，步步高升，最后倒成了那知縣的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