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短評：如何從文明角度理解“屈原精神”？
中新社北京6月3日電 題：如何從文明角度理解“屈原精神”？
作者 韓禹
又當端午節，每憶屈原時。在世界各文明激烈碰撞、深度交融的當下，追尋屈原在海外的“足跡”，或可窺見文明交流的真章。
投入精力翻譯異國詩作的漢學家，無不對中國文化抱有濃厚興趣，知音頗多。英國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通過閱讀大量典籍，領悟到了《離騷》中香草、閨怨的象征意義；美國學者耶拉·約翰遜(Jerah Johnson)則利用榮格心理學，細致入微地剖析了屈原在困境中如何進行心理整合；漢學巨擘宇文所安準確地解讀了《離騷》中宗教和男女意象的政治隱喻，并根據自己主張的“世界詩歌”理念翻譯《離騷》，為世界提供了在保留源語文化和增強世界性之間取得平衡的優秀翻譯范本，可謂心領而“神會”。
圖為詩人著古裝在屈原祠前吟誦詩作。中新社記者 劉康 攝對屈原的理解，或許根植于“屈原意義”的世界共同性。早于屈原數百年的中東地區，有一顆遙相呼應的心靈，即古代猶大國祭祀耶利米。他出身顯赫，擔任要職，目睹猶大國滅國前最黑暗的境況，堅持向國人宣講正道。流淚苦勸得到的只有嘲笑咒罵，但他從未動搖。因遭人嫉恨，他一度被大臣們提議處死。國破家亡后，想堅守故土的他被國人綁架到埃及，在暮年被同胞殺害。
屈原寫下了“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耶利米亦曾慨嘆：“我的痛苦為何長久不止呢？我的傷痕為何無法醫治，不能痊愈呢？”
這種呼應，使屈原成為一種寓言形象，“屈原意義”也具有了世界共同價值：悲劇降臨前，總有人清醒地預言，對那些造成悲劇之人、蒙昧茍活之人大聲疾呼，并為此受到無盡的煎熬與折磨。這是種古希臘英雄式的形象，也是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形象，是超越種族、文化、語言的。對道德品行的追求與堅守，對家國的無限忠誠和眷戀，對生命價值不惜身死的探索與履踐，這種精神，無論何時何地都值得被銘記頌揚。這大概是屈原在中國成為文化符號與精神標桿，并遠播海外的重要原因。
樂平里上矗立著的屈原雕像。王康明 攝屈原作品海外行，也曾遭遇“誤會”。如英國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于1884年出版的《古文珍選》(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選取屈原的《漁夫》，將詩中“舉世皆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譯為“If, as you said, the world is foul, why not leapt into it and make it clean”，顛倒語義。
“語誤”之外，文化誤讀更顯隔閡。在漢學界影響頗廣“巫化”屈原便是一例。注重楚辭中被儒家傳統輕視的地方宗教和民間信仰因素，本是一支重要的研究脈絡，但將屈原建構為巫教神職人員形象，試圖把楚辭“去文學化”，全然作為人類學的素材，則是冷峻傲慢的異族審視。
跨文化解讀中，關于屈原的“神會”與“誤會”往往并存。這是人類文明交流與相互理解的永恒重奏，由此可說，“去理解”是人類永恒的目標。哲學闡釋學大師伽達默爾說，理解并非心靈之間的神秘交流，而是一種“對共同意義的分有”。因此，人們可對這個目標抱有樂觀的信心，因為如屈原這般的崇高精神，從來都是人類共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