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里還有許多空位（漫畫）
種種原因使新中國成立初期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建立起來的對外翻譯出版資源沒有得到很好的繼承。目前在辭典方面仍然存在空白的語種就有10多個，這些語言空白點所在地，或者處于中國周邊，或者與中國有密切的經濟往來，其意義自不待言
1949年至今的對外翻譯歷史，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以英語為主的西方話語體系一“語”獨大，由此帶來兩個難題：一是如何在與西方話語體系的溝通對話中傳播中華文化及其思想價值，二是如何消除以英語為主的西方話語體系在向其他語言的再次傳播過程中，對中華文化的誤解甚至歪曲。如漢語中的“龍”在英譯后變為“恐怖與邪惡”的象征，高貴典雅的“白鶴”在法譯后變為“妓女”的代名詞，再到“聯產承包”“三來一補”等核心詞因為沒有相對應的詞匯而無法翻譯，類似問題貫穿著60多年的中譯外歷史。
破解這些難題的根本之道，是要有自己的對外文化傳播戰略布局，即確立以漢語為來源語的中譯外多語種戰略規劃，包括核心話語的辭典建設、互聯網多語種在線翻譯平臺、移動終端翻譯軟件開發等。這些都屬于對外傳播的基礎工程，要由中國人自主完成。
以辭典建設為例，調研顯示目前我國各個語種教學和使用的權威辭典有60多種，但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語種還缺乏供外國人深入了解中國的百科知識類辭典，部分語種甚至還缺乏基本的工具書、辭書，不僅對該語種人才培養造成困難，也給該語種地區的人民了解中國造成障礙。特別是與我國簽訂了多項戰略合作協議的周邊國家和地區，由于翻譯人才匱乏，這些地方的民眾要了解中國，大多通過其他通用語種的轉譯，這就存在被以英語為主的西方話語體系曲解和誤讀的風險，對話語權建設、核心利益表達等造成傷害。
我們曾創造過十分成功的對外翻譯高峰，那就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將毛澤東著作作為中華民族擺脫西方列強殖民壓迫的經驗，向全世界廣泛傳播。老一輩國家領導人如周恩來總理親自關心非通用語種能力建設。截至1966年，外譯語種達到44種，不僅有英語、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等通用語，還有瑞典語、希臘語、印地語、越南語等非通用語，甚至連豪薩語、斯瓦希里語這些地區民族語言都有翻譯；在全世界設有近百家專門翻譯出版新中國圖書的本土化機構，從北歐的瑞典、希臘、冰島，到非洲的加納、埃塞俄比亞，再到南美的烏拉圭、委內瑞拉，都能夠見到中國出版的當地語言的《人民畫報》和各種政治理論圖書。
“文革”爆發后，大量外籍語言專家被迫遣散，非通用語種專業人才受到沖擊，對外翻譯出版一落千丈。改革開放后有所恢復，但仍然不夠。特別是由于出版發行體制機制的變化，出版社無力顧及投入大、周期長、回報慢的辭書開發，大量非通用語種辭典在出版社經濟壓力大、編纂人才短缺、數字化能力不足等限制下，存在著印數不足、價格偏貴、更新較慢、普及度與影響力窄、數字化程度不高的問題，部分語種僅有外譯中而無中譯外，只有淺層信息而缺少深層文化，無力構建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基本語匯體系與規范。
種種原因，使新中國成立初期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建立起來的對外翻譯出版資源沒有得到很好的繼承。1979年到2009年的30年間，我國對外翻譯語種不到20種。一些曾經參與翻譯《毛澤東選集》等政治理論圖書的非通用語種人才陸續逝去，后繼乏人，個別語種斷檔嚴重。僅辭典一項，目前仍然存在空白的語種就有10多個，如吉爾吉斯語（吉爾吉斯斯坦、阿富汗、哈薩克斯坦等十幾個國家通用語言）、普什圖語（阿富汗官方語言）、孟加拉語（孟加拉、印度和臨近地區使用，使用人口1億以上）、愛沙尼亞語（愛沙尼亞語言）、拉脫維亞語（拉脫維亞語言）、祖魯語（南非第一大民族語言，非洲最流行語言之一）、亞美尼亞語（在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中東一些地區也有大量的使用者）等。這些語言空白點所在的國家與地區，或者處于中國周邊，或者與中國具有密切的經濟往來，其意義與戰略價值自不待言。
翻譯是對外傳播的橋梁，而包含辭典建設在內的語種規劃布局是這座大橋的支柱。中國對外文化政策長期遵循平等交流、文化互鑒、尊重語言多樣性的基本原則，這也是中國文化能夠被世界各國人民接受的基本保障。因此，加強中譯外的多語種戰略布局，特別是以漢語為來源語對中國哲學思想、歷史文化以及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進行多語種的解釋與傳播，是話語權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需要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在具體方法上，一是將多語種對外譯介的重要性上升到國家對外文化傳播的戰略高度，盡早考慮人才隊伍的年輕化、國際化，推動多語種人才和文化傳播的戰略性規劃；二是在已經出臺的相關規劃中，將多語種外譯作為一項重要內容，為非通用語種辭典、網絡翻譯平臺等基礎建設項目提供支持，完善多語種對外譯介傳播的基本資源體系；第三，通過普及、贈送、網絡免費等方式讓外國翻譯家便捷獲取和使用相關資料，幫助其不斷提升譯介水平，實現對外譯介的公益性和普及性。只有讓不同語言、宗教以及文化區域的受眾盡可能多地了解到中國的第一手信息，盡可能多地體會中國文化蘊含的思想精神，才能讓他們更廣泛更深入地理解中國，避免對外文化傳播過程中的“語言瓶頸”。（徐鵬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