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初參加工作，被組織分配到鎮安西部一個小鄉做過兩年多的文秘工作，便有了一段難忘的“派飯”經歷。
同是吃“派飯”，內中有講究：單挑一家派一頓兩頓，這家婦女得是村里出名的干凈利索之人，鄉村干部屁顛屁顛提前送去一般只能在城里才能買到的時令蔬菜且吃時有鄉鎮領導作陪，必是縣上的領導“派飯”待遇；提前打招呼說，這幾天飯菜做得像樣點，整點雞鴨魚肉且有村干部陪著，不是書記便是鄉長，有俗語“鄉長下鄉，公雞遭殃”佐證；村組干部隔著墻頭喊“明天到你家了，把飯菜整可口些，別屎騷尿臭的”，這一定是長期駐村干部。我就屬于最后這種類型。那時候農民的日子緊吧，不僅要承擔“農林兩稅”，而且負擔著大量的“三提五統”和“義務見勤工”。我不僅干著得罪他們的收糧要款、刮宮引產的差事，而且還吃著人家盛情做出來的“派飯”，心中常有負罪感。
我第一次吃“派飯”是在一戶姓柯的農民家，那天我軟纏硬磨剛收完人家的蠶種款，女主人掛個嘴問吃下午飯沒？隨行的組長就湯下面我“派飯”，女主人麻利地給我們搟了面條，還炒了數量不少的菜，這是熱情的鎮安西鄉人的吃法。飯畢我把一張五元紙幣遞給女主人，“你這不是打我臉嗎？”幾番推辭后錢還是裝進了自己口袋。從此我下鄉只管吃也不掏伙食費，但內心有一本賬，每次村上干部到鄉政府開會或者辦事的時候，我就在鄉政府附近的小餐館回請村干部或者辦事群眾，還買來甘蔗酒，算是禮尚往來地回請這些給我下鄉帶來便利的“派飯”對象。遇見欠人情賬大的我逢年過節或者紅白喜事就去行點人情，“我敬人一尺，人敬我一丈”，工作時間不長，但凡有事來鄉政府找人的農民一定不會超過三句話：“X書記在嗎？”要是我們書記不在，第二句話一定是“X鄉長在嗎？”要是倆不在，第三句一定是“X文書在嗎？”。呵呵，很短時間由于吃“派飯”多給我凝聚了不少人氣，儼然已經成為鄉政府的三把手了。
最難忘的一次“派飯”經歷是我被派到了一家“難纏戶”收上交款，剛剛落座，男人沉著臉罵道：“他媽的，過去收糧要款一來就是一個班的兵力，今天咋只派你一個小娃子來？”我暗暗吃驚，今天別說要上交款了，連吃飯都成問題。于是我不亢不卑回答：“鄉政府商量過，對于不要面子的人，即使來一個連也沒用；至于你家嘛，我來送個信就行了！”他顯然低估了我的智力，就問：“喝酒不？”我說：“喝，干嘛不喝！”他的媳婦就利利索索炒出干煸豬肝、青椒瘦肉、油炸花生和泡椒洋芋絲，且吃且喝，嘿嘿，一場酒喝下來，就變成大哥老弟的稱呼了，先前的疙瘩解開一多半。酒足飯飽后，男主人對他的老婆說：“把上交款給兄弟找來，我們對村上有矛盾，不能給兄弟出刁難！”后來這戶人家的母親過六十大壽，我聞訊造訪，深深打動了他的內心，至今我們都有良好的聯系。
鎮安一直是全省修建基本農田典型，但在1993年硬生生被白河縣的“三苦”精神一舉取代成為新典型。縣委縣政府一班人憋著一股氣要超越白河縣，提出“奮戰兩年實現人均一畝基本農田”的政治口號。我在1994年冬被分配到一個村長和支部書記一個不尿一個的癱瘓村開展工作。我既做村長，又做組長，工作做到哪兒，“派飯”就吃到哪兒，到任意一個院落的狗都不咬我。我每天和全村村民一道白天出工，晚上開會。全村最初十五天我用尺子逐塊量出的面積是九畝八分新修農田，事后才知那時候上報的數據太實才位居全區倒數第二。區長明確指令區紀檢組到這個村嚴查我的“違紀事實”，得虧了那時區紀檢組的正義和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還有這個村所有村民對我的工作的高度贊許。加上語言中肯，語法流暢的“檢討書”，1995年農歷開年后我調入區公所成為一名文書，下鄉一般只到鄉政府就算目的地，1998年我調入城區專門從事政務工作后，“派飯”成為一種過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