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中國是一個大國，中華民族包括五六十個民族。我們中華民族從來就沒有向人屈服過，有挫折但還是繼續奮斗，還是頑強地崛起。100多年來，帝國主義列強要征服我們這個民族，結果它們都失敗了。我們現在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當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國屈服，即使對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我們也沒有低過頭。對蘇聯也是一樣，我們決不屈膝稱臣。我們爭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這一點我是站得住的，是可以得到世界人民同情的，也包括蘇聯人民同情的。”
鄧小平關于“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的論述，出自1989年5月他會見蘇共中央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談話。1989年5月16日，他在同蘇共中央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談話時指出：“從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應該說，從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系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這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鄧小平的這番話，點出了當年中蘇關系惡化的實質。
中蘇關系破裂的原因
參加座談的同志認為，從整個國際關系來看，當年的中蘇關系是一種特殊的國家關系：這種關系長期以來就同中國國內的政治、經濟、外交和文化諸方面的發展相結合，是在中國國內政治生活中經常起作用的重要因素。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基本上是照搬蘇聯的。1956年毛澤東為避免蘇聯模式的弊端，開始探索走自己的路，搞試驗，結果搞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20世紀60年代為避免蘇聯“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又搞了“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搞改革開放，目的還是要突破蘇聯模式，尋找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因此可以說，在中國國內政治生活中，始終有一個“蘇聯問題”。從中共歷史來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共的大政方針包括黨的領導人都是莫斯科規定或是必須經過莫斯科批準的。1973年中共十大時，王稼祥總結說，中共黨內“十次路線斗爭”每一次“斗爭”都同蘇聯有密切聯系。可見，蘇聯又是長期影響中共黨內生活的重要因素。所以，大家認為，研究中蘇關系的歷史是研究中共歷史一個不可缺少的方面。正確總結中蘇關系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對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加座談的同志認為，導致當年中蘇關系破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歷史原因，有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沖突，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同時領袖人物的個人因素在這一過程中也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在國家關系和黨的關系方面，蘇聯的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是導致中蘇分裂的主要原因。從總體上來看，蘇聯的責任是主要的
參加座談的同志一致認為，中蘇從同盟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是蘇共領導人的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從沙皇到斯大林，擴張主義和沙文主義是一脈相承的。沙皇俄國侵占中國150多萬平方公里領土。過去周恩來就說過，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對中國損害最大的是日本，而得好處最多的是俄國。列寧曾譴責沙皇俄國對中國的侵略。十月革命后不久，蘇俄政府發表對華宣言，說要廢除沙俄同中國簽署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并將公布沙俄的檔案，但后來變卦了，因為涉及到國家利益，列寧后退了。與此同時，蘇俄派軍隊到蒙古，搞了個“蒙古人民共和國”。斯大林不僅要把蒙古分裂出去，還支持新疆鬧獨立。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條件之一就是恢復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權益。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間，周總理同外賓談到中蘇關系分裂歷史時，總是從雅爾塔協定說起。新中國成立以后，斯大林仍企圖把新疆和東北置于蘇聯的勢力范圍內。總之，在國家關系方面，中國總是吃虧的，中國人有屈辱感。從本質上說，中國同蘇聯的斗爭是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