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我并不是說生死沒什么了不起，而是我習慣了，對人生理解、對死亡理解的程度不一樣。看死人看得太多了，這是社會性的殺戮。另外一種是風俗性的，我們那里把一個死人放到山上蓋個房子，在尸體外面扣棺材，套四五個棺材，多少年以后就不臭了。我們下了學從棺材縫里看，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到了戰爭時候，抬傷兵來來往往，就不是很緊張，生死的界限不是太明確了。
新京報：“文革”的時候你怎么出去玩？
黃永玉：“文革”的時候我醫療本上全是病，全是假的，醫生幫我簽的。一簽就有一個月的病假，我就在家里做煙斗啊，寫生啊，去玩啊。還碰到過有些沒有進牛棚的先生們，他們嚇壞了。頤和園的諧趣園，我搭個帳篷，我們家都在那里。有個國畫界的同志來玩，嚇壞了，他沿著湖走過來叫我。“什么事？”“你回去不要說你在頤和園碰見我。”他沒事也怕。我說“我什么時候到過頤和園？”【論寫作】
希望反映豐富多彩時代
新京報：你這部小說容納了太多東西，自己有考慮結構的問題嗎？
黃永玉：我沒有結構，按照年份寫。現在正在寫什么呢？寫到學校，先碰到一個同學。這個同學很有意思，一直到“文革”過后我們還有聯系，懶洋洋的，對什么事都無所謂，是個印尼華僑，見誰誰都討厭。他討厭人家，人家也討厭他。人家一生氣，他就說“那那那我請客，小巴黎。”有的人不買賬，請客也不理。就這么一個人。到了學校之后他不考試，在學校玩了一年多。跟我同班，比我大3、4歲。考試時腳都蹺在課桌上，光腳，一邊摳腳一邊答題。老師說“你這個同學腳不要蹺在桌子上考試。”十幾分鐘他就交卷了，什么都先交卷，最后看榜，他考第一。
新京報：后來還有聯系嗎？
黃永玉：到了解放后，他在僑委工作，講話還是講風涼話，到我家說“我沒有辦法啦，你現在當教授了。”有一次說要請我和我愛人吃飯，快走到餐廳時，他說“不知道為什么，我今天不想吃東西。”我說“你這個混蛋。”“文革”后他又說請我吃飯，說這次真的請客。我找了7、8個他不認識的朋友，狠狠的，什么菜都叫，滿滿一桌。他吃一半站起來說“我這個人真無聊，請你們這幫無聊的人，花我這么多錢。”九幾年在香港見，他又那個樣子，說風涼話。所謂人性，他是個好人。這個人寫完了，現在寫另外一個。我也沒有提綱，有提綱就限制了。
整個來講，我希望反映一個時代，豐富多彩的。不是說這個是革命者，這個是落后的。
【嘆故鄉】
鳳凰那種漂亮風格沒有了
新京報：你的小說里也有很鮮明的時代背景，比如寫到了村里人對照相的看法，對孩子喝牛奶的議論。
黃永玉：外面傳來一些文明的事情，大家就很驚奇。兩節手電筒照不遠，買個四節的，白天也照。后來有六節電池，能打到山頂上的廟里頭。很多東西城里頭有城里頭的感覺，我們有我們的感覺。比如一大清早，河邊都是霧，幾百婦女在河邊洗衣服，太陽從山上出來……城墻、城門樓子、老遠的橋、山上的霧，這些城里的孩子看起來感覺是不一樣的。當時我們不懂得把感覺標示出來，但是在那樣的環境里受到浸潤。汽車都沒有見過，老遠一個點子，像一座房子一樣。坐汽車的時候，上面走了，下面沒有走，這是鄉下人的感覺。個人有個人吸收的方式。
新京報：發布會上，你也提到了鳳凰子弟的一些好傳統。
黃永玉：到1950年我回去了也是這個狀況，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我帶幾個香港朋友到鳳凰。當時正好過年，我們到山坡上的一家做客，那個人家給每個客人做一碗酒釀加雞蛋，客人放了紅包。我們告別下山，那個老太太拿著紅包追下山來，“掉了東西，里頭有錢！”“就是給你的。”“那怎么行，不要不要。”然后半路有個客人說帽子不知道丟到哪兒。我說總會有人拿來的。果然一個騎車的人追上來問“你們的帽子是不是？”當時是這樣好的，現在你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