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財政投入方面，目前已經有中央財政安排的專項資金、省市縣財政一般預算安排的資金、住房公積金增值凈收益安排的資金、從土地出讓凈收益中安排的資金、地方債券安排的資金等。
部分銀行業金融機構對大批廉租住房、公共租賃住房、棚戶區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建設項目，給予了信貸資金支持。僅2011年，國家開發銀行就安排保障性住房新增貸款規模1000億元，覆蓋了全國大部分省份，惠及了數百萬戶住房困難居民。
廣州、深圳等市采取政府與企業合作建設、企業自建、BT建設、企業與農村集體組織合作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公租房等多種模式，通過引入社會資金，加快解決“夾心層”群體的住房難問題，取得了很好效果。
其三，符合中國國情住房保障體系的頂層設計日益清晰。秦虹認為，具體的體現是，城市中最困難的那一部分群體，譬如，五保戶之類收入很低的人員全部通過廉租房的方式解決，同時提出要應保盡保，各地基本上實現了目標。對于城市中階段性住房困難的人群，通過公租房的形式進行解決。再有一部分就是棚戶區改造，屬于補欠賬，它面對的對象主要是原有國有的礦區、林區、墾區等國有職工，通過政府、企業和個人三方努力，進行棚戶區的改造，一次性地改善其住房條件。
包括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公共租賃住房、限價商品房等類型的保障性住房體系，對應了不同收入、不同類型的住房困難群體，保障范圍主要包括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的無住房和住房困難家庭以及棚戶區居民。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通過5年的大規模實踐，我國逐步理順了住房保障的范圍、標準、供應結構和配套政策體系。特別是在品種上，雖然先后出現過房改房、安居房、解困房、廉租房等十余種，脈絡看似紛亂，但不同的探索形式無一不是“與時俱進”、順應市場變化的結果。
在管理分配上，各地不僅實行保障房源、分配過程、分配結果“三公開”，接受社會監督，還因地制宜從準入標準、審核程序、動態管理、退出執行等方面入手，逐步建立起各具特色的政策制度，讓社會信服，使百姓滿意。
專家認為，盡管我國保障性住房建設和管理總體上帶有探索性質，還存在一些政策邊界不夠清晰、利益調節和退出機制不夠完善等問題，但這些年的經驗，有助于幫我們更好從理論上和政策上深入研究探索我國住房保障的規律性問題。
保障房帶動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對宏觀經濟起到了“托底”作用
自2008年底，我國實施大規模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以來，不僅讓2600多萬戶城鎮家庭住上了新房，近1億人口的住房條件得到改善，而且在拉動投資、改善內需和管理通脹預期等方面，日益凸顯出多重效應。
支撐地方經濟增長“利器”
2008年底，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黨中央、國務院確定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十項措施，其中第一項就是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記者日前奔赴山東、北京、黑龍江、上海、天津、江西、廣東、甘肅等十多個省市采訪發現，在當前經濟尤其是外需仍然面臨一定程度下行風險的情況下，保障房建設仍然是地方政府支撐經濟增長的“利器”。
山東省副省長夏耕說，山東上半年出口增速僅為1.6%，擴大內需因此成為山東經濟發展的戰略基點，而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是擴內需的重要內容，今年全省這方面的投資約需830億元，約占城鎮住宅投資的20%，是保持合理投資規模的重要支撐。
黑龍江在棚改政策的有力支撐下，2011年全省房地產業仍呈逆勢增長的態勢。全省房地產開發投資1219億元，同比增長44.6%，占全省固定資產投資的17%，占全省地方稅收的21.8%和地方財政收入的7.9%，如果加上建筑業實現的稅收所占比重將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