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產品募集后，短短30多天便吸引接近11億元的資金追捧認購，創下國內單只私募產品募集規模的新紀錄。彼時正是公募基金經理過檔私募基金的高潮期，一時間“私奔”成為基金業的熱門詞，而陽光私募更是憑借2009年的突出業績在2010年開始膨脹式發展。
然而一年后，李旭利卻以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理由”結束了在重陽投資的工作。 2010年10月25日，上海重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發布公告：“重陽投資首席投資官李旭利先生由于身體原因和自身安排，已于近期辭去公司的職務，正式離開重陽投資。”
消息一出，上海基金界如炸鍋一般，公募、私募以及媒體都在猜測李旭利在此時選擇離職的原因，一時間各種傳言甚囂塵上。面對各界詢問，李旭利表示，自己離開是因為“身體一直不太好，比較累”。一個月后，關于他被監管層調查的傳言便在坊間流傳。直到去年8月下旬，李旭利證實被上海市公安局經偵大隊刑事拘留。
2010年下半年，上海證監局發起對交銀施羅德基金另一位出走私募基金經理鄭拓的調查。調查人員順便將該基金公司其他人員的電腦亦帶走調查，而李旭利早于一年半前辭去交銀施羅德基金投資總監一職。
據悉，證監會稽查部門對所帶走電腦過往交易記錄進行逐筆檢查，在調查李旭利個人賬戶的過往交易記錄時，將其與李旭利所管理基金持倉詳細比對，其中有多筆確鑿的“老鼠倉”行為。基金公司“老鼠倉”有多種表現形式，最常見的是基金經理等，在以基金資金拉升某股前，先用個人資金在低位建倉；待某股價格被拉升至高位后，個人部分先賣出獲利，李旭利采用的獲利方法不外于此。
監管部門在發現上述交易記錄后，隨即開始從資金流追蹤，發現該筆資金在2009年2月前后轉至外地一位營業部負責人名下。經過調查得知，該賬戶隨后大舉建倉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上億元。上述兩只銀行股，在被該賬戶買入期間表現不俗。工商銀行自2009年3月開始的每股3.65元，一路上漲至當年6月底的5.5元左右，漲幅達到50%；建設銀行同期亦從每股4元左右上漲至6.5元，漲幅甚至超過60%。
至此，整個案情得以被查清。
分析
“老鼠倉”是基金業頑疾，在業內并非秘密作案人員通過指令他人賬戶進行交易
對于“老鼠倉”行為，取證難，獲得證據后定罪也難
基金業發展一直面臨基金管理人和監管部門的博弈。市場多個主體之間，相互勾結，交換利益，損傷投資人利益的行為層出不窮。
“老鼠倉”可以說是基金業的頑疾，這在業內并非秘密。近年來，基金從業人員違法違規行為屢屢被查出，操作方式亦更為大膽和直接。監管部門也加大查處力度，頻繁派出大批次調查人員調查。
對“老鼠倉”行為的取證很難，而獲得證據之后，定罪的難度同樣很高。很多從事“老鼠倉”的人員熟知法律條文，一般不用自己及家屬的賬戶直接操作，而是通過指令他人，用其他賬戶進行交易，在認定是否授意他人進行交易方面存在困難，除非取得直接證據。此前，“老鼠倉”的違規成本僅限于罰沒所得、罰款、市場禁入等行政處罰，這難以遏制抱有短期獲利心態的基金從業者。
如景順長城原基金經理涂強，通過網絡下單的方式，操作親屬開立的兩個證券賬戶從事股票交易，先于或與涂強管理的基金同步買入相關個股，先于或與該基金同步賣出相關個股，非法獲利37萬余元，被取消基金從業資格，除沒收違法所得外，另罰款200萬元，并終身禁入市場。
長城基金原基金經理劉海，被查實通過電話下單方式，操作妻子黃某賬戶先于劉海管理的債券基金買入并賣出相關個股，為黃某賬戶非法獲利13萬余元，被取消基金從業資格，沒收違法所得外罰款50萬元，并罰3年禁入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