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農村一些地區，存在很多游手好閑、不務正業甚至好勇斗狠者，作為熟人社會網絡中的一員，他們當然也和社區中的其他成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親緣關系。常常有這樣的案例：一開始只是兩個普通農民發生口角糾紛，其中一人找來親友中的“能人”[16]出面來為自己撐腰出氣，于是該親友趕到現場壓制對方，最終爭吵升級到斗毆，在廝打過程中該親友將對方殺死。如果不對“鄰里糾紛”做出限制，從地域性和自然意義上的因果流程來看，行為人的殺人行為，無疑屬于“因鄰里糾紛矛盾激化引發的殺人”。但是，如果對這一類行為也按照“鄰里糾紛”規定給予政策優惠，不僅與一般民眾的法感情抵觸，更重要的是，放縱這些好勇斗狠者參與民間糾紛，必然會對農村的社會治安產生威脅，與《紀要》所追求的“維護農村穩定”的目的背道而馳。[17]因此，通過對“鄰里糾紛引發的殺人”做出直接關聯性的限縮解釋，能夠發揮一般預防的作用，威懾那些與糾紛本無直接關聯但是到現場煽風點火、加重事態甚至直接動手參與的“助拳”者，進而遏制和避免這些好勇斗狠者在各種鄰里糾紛中逐漸升級成“村霸”、“鄉霸”，影響農村的社會穩定。
此外，對于《紀要》中所規定的“婚姻家庭、鄰里糾紛引發的殺人”，司法實踐中也往往是適用于特定的主體之間。例如，作為最高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刊登于《刑事審判參考》[第474號]的“吳江故意殺人案”，就是在特定的戀愛主體之間參照適用了《紀要》的政策規定。被告人吳江與其女友吳俊因經濟等問題導致感情上產生隔閡。兩人在汽車內聊天時發生爭吵，吳江遂猛掐吳俊頸部，致吳俊機械性窒息死亡。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吳江死緩。法官在裁判理由中認為，《紀要》中所說的民間矛盾，具有矛盾主體相對固定、矛盾引發原因復雜瑣碎、矛盾產生到激化有較長時間的積累演變過程等特點。根據這一理解，該案法官認為，戀愛矛盾在矛盾雙方主體固定、存在感情基礎等方面類似于婚姻家庭矛盾，因而可以參照《紀要》的政策規定予以處理。[18]由此可見，只有在矛盾雙方的固定主體之間，適用《紀要》中規定的“婚姻家庭、鄰里糾紛引發的殺人”才是合適的。如果上述案例中，被告人將矛頭指向了對方的親友，例如殺死吳俊的父母等，就不再適合參照《紀要》處理。
4．李昌奎案不宜完全適用“鄰里糾紛”
按照我在這里主張的觀點，由于李昌奎殺害了與糾紛沒有直接關聯的其他“鄰里”，而且其本人也很難算是該糾紛的直接當事人，所以難以享受《紀要》中“一般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優惠。在該案中，在自然意義上引發血案的糾紛，是在被害人王家飛的母親與李昌奎的哥哥之間發生的“收費糾紛”，而王家飛、王家紅與李昌奎本都不屬于該糾紛的直接當事人。即使承認李昌奎與王家飛之間另外存在直接的“感情糾紛”，但是無論如何，李昌奎與三歲幼兒王家紅之間，不存在任何直接的糾紛，其殺死王家紅的行為，不能被評價為《紀要》中規定的因“鄰里糾紛”矛盾激化引發的殺人案件，因此即使其存在自首情節，也不宜適用“鄰里糾紛引發的殺人一般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規定。云南高院的二審改判將李昌奎案放在《紀要》的背景下理解，方向是對的，不能說是沒有根據的判決，但是具體到“鄰里糾紛”的引用上，則是僅依據字面做了過于寬泛的、教條化的理解。（來源: 《法學》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