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5日電 美國《紐約時報》5日發表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稱，9．11事件開啟了一個以反恐為核心的時代。10多年來，美國的內政外交被恐怖主義牽著走，失去了創造性解決問題的勇氣與識見。
文章稱，本．拉登的確把美國害慘了，至今仍未恢復。美國清理了世貿中心的廢墟，但9．11事件催生的恐懼外交政策，在美國人心中仍有相當的殘留——可以說殘留得太多了。美國今天在世界上做的許多事情，潛臺詞始終還是這種恐懼，這也是為什么它會出現在戴維．羅斯科普夫(David Rothkopf)的新書《國家無安全：恐懼時代的美國領導》(National Insecurity: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n Age of Fear)的副標題里。
該書用相當篇幅講述了9．11以來兩位總統制定外交政策的內幕。然而，很多方面來講，這本書的頭號明星，凌駕于諸事之上的決定性因素，是“恐懼時代”，美國的制度和政策都完全圍繞它來確定什么是當務之急。這樣的狀況會一直持續下去嗎，本．拉登會不會成為一個永遠揮之不去的陰影？作者在寫給《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主編羅斯科普夫的郵件中提出了這個問題。
“后9．11時代不會被人看作美國外交歷史上的黃金時期，”他答道。“很大程度上是因為，9．11對美國是一個巨大的感情打擊，大到一瞬間改變了我們的世界觀，創造了一種被放大的脆弱感。”為了做出應對，“我們不僅夸大了威脅，還重新調整了我們的思維方式，讓它成為塑造外交政策的核心組織原則。”
羅斯科普夫認為，從很多層面看，這都是一個錯誤：“它不但造成了布什時期的過激反應和無節制的行動，還造成了奧巴馬向相反方向的擺動——他試圖去布什化，但同時也不希望在這方面顯得孱弱”——因此就有了增兵阿富汗和重新介入伊拉克的舉動，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害怕如果不這么做，我們遭到恐怖襲擊時，他就是罪人。
害怕被心懷恐懼的人埋怨，這在美國的政治中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羅斯科普夫還說，美國現在已經用了整整10年“來應對恐懼，應對微不足道的威脅，讓恐懼重新定義我們，讓我們在更大的挑戰出現時沒能去面對——不管是國內的重建、世界大國格局的改變，還是改革已經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創造就業和財富的經濟模式，”或建立“新的國際制度，因為舊制度已經過時和失靈。”
換句話說，他認為——作者也同意——對恐怖主義的關注，再結合美國的拆臺政治學，已經扼殺了華盛頓的“創造性思維”，更不要奢望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有什么“志向遠大”的地方。看看共和黨人迫使美國人花了多少時間和金錢，用于討論利比亞班加西領館遇襲是一個恐怖主義陰謀，還是偶發性事件——對真正迫切的問題卻毫不關心：美國推翻利比亞獨裁統治的行動，究竟造成了多么嚴重的兩黨癱瘓，從中能得到什么教訓，也許還可以想想如何解決。
作者說，他對奧巴馬總統抱有同情，因為他不得不應對這個亂糟糟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威脅都來自那些搖搖欲墜的國家，只有付出巨大的代價幫助它們重建，才能控制這些威脅，但所有的結果都充滿不確定性，伙伴們也都并不可靠。美國人又不想把這些事攬到自己頭上。然而，那些失序的國家為概率低、影響大的恐怖主義制造了機會，盡管這樣的行動真正傷害到美國的概率只有百萬分之一，但是也沒有哪位總統想要在這種事情發生時當政。然而，去年因為鹿而出車禍喪生的美國人，都比被恐怖分子殺害的人多很多。作者不認為奧巴馬在應對這些矛盾時的表現有那么糟糕。但是他的確沒有很好地解釋自己的行為，也沒有讓人們看到，他的克制與內政和外交上更宏大的政策目標有什么關系。
著有《不可或缺：領導者真正發揮作用的時候》(Indispensable: When Leaders Really Matter)一書的哈佛商學院教授高塔姆．穆昆達(Gautam Mukunda)說，9．11之后美國過于強調把自己圍起來(姑且如此形容)，以至于美國無法像以往那樣，通過投資教育、基礎設施、移民、政府資助的研究，以及那些鼓勵冒險但勸阻草率的規則，讓美國更有韌性。
“我們過去在上述方面的投資比任何人都多，”穆昆達說，“因為它們帶來了概率高、影響大的回報。”現在美國人不了，面對沖擊的韌性也因此下降——無論筑起多少面墻都不行。美國人也沒有把足夠的投資注入一些低概率、高回報的創新項目——比如互聯網或GPS——它們讓美國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國家，增強了我們的韌性。“在我們生活的世界里，小小的押注可以帶來巨大的回報，”穆昆達說。
文章最后稱，美國的領導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來防止概率低、影響大的恐怖襲擊——或是防止自己因為沒有這么做而受到指責。但是面對這個迅速變化的時代，他們對于那些已有明證可以增強實力的途徑，卻沒有做出多少反思，也沒有給予多少投資。穆昆達說，“這是嚴重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