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二期抗戰”的階段性戰略構想，并不認為需要有一個戰略相持階段，而是企圖徑直由戰略防御轉到戰略反攻，而事實上，戰略相持階段，恰恰是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最為關鍵的階段，因而并沒有反映抗日戰爭發展規律，缺乏具體的戰略指導價值。
國共兩黨持久抗戰思想的區別
上述可見，針對抗戰“亡國論”與“速勝論”甚囂塵上的現象，國共兩黨中不少有識之士在持久抗戰的總的戰略方針上達成了共識，對抗日戰爭的勝利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但是，仔細考察國共兩黨關于持久抗戰的戰略主張，可以發現，兩者的確存在不少區別，甚至是本質差異。
第一，持久抗戰的理論基點不同。
依賴外力取勝，是國民黨政府與蔣介石持久抗戰的基本依據。這正如朱德所指出的，它“把戰爭勝利寄托在日蘇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上面，不寄托在自己的政治改革、軍事改革和抗戰努力上”，存在著僥幸心理，把抗戰命運寄托在英、美、法、蘇各國與中國“共同一致來打日本”之上。理論基礎并不扎實，無異于把持久抗戰這座理論大廈奠基于流沙之上，所以說，這是一條不發動民眾的片面的抗戰路線。
事實上，任何戰爭都是交戰雙方政治、經濟、軍事、人心以至外交的總體戰，爭取外援固然重要，但這不過是外因，決定性因素在于內因。對此，毛澤東指出：“戰爭的勝負，固然決定于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還需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指導戰爭和實行戰爭，這就是戰爭中的自覺的能動性。”這種“自覺的能動性”主要是指人民戰爭之偉力。
中共關于抗日持久戰的理論主要奠基于發動民眾起來抗日，實行全面的抗戰路線，認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只要積極動員人民起來抗日，就會使日本侵略者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正如洛川會議所強調的，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關鍵在于使已經發動的抗戰成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主要依賴外援還是發動民眾，這是國共兩黨關于持久戰理論的不同基點，實質上反映出了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
第二，持久抗戰戰略戰術原則的差異。
蔣介石關于抗日持久戰的戰略戰術原則，過多重視陣地防御作用，輕視運動戰和游擊戰，這是一種消極防御的戰略戰術。蔣介石在1937年8月18日宣布的五項作戰原則中，強調了陣地戰的基本方針，說：“我們要固守陣地……這是我們抗倭勝利唯一要訣”，“要多筑工事，層層布防，處處據守”，并著重指出：“敵人的利器是飛機、大炮、戰車，我們的利器是深溝、高壘、厚壁”。
為實施陣地戰，蔣介石還制定了有進無退的“連坐法”，命令部隊“誓死拼命，堅強抵抗”，“持久死守”，不許后退。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歷代高明的軍事家都主張實行積極防御的方針。而國民黨正面戰場在抗日戰爭的戰略防御階段，卻實行消極防御的作戰方針，忽略了敵強我弱的根本特點，與日軍爭一城一地的得失，以無數將士的血肉之軀去填入敵人的火海，造成重大損失，這與持久戰略的目標相背離，對持久抗戰不利。
毛澤東早在1936年與斯諾的談話中就曾經預測，在未來的對日作戰中，“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御工事的陣地戰”，主要實行運動戰，輔之以陣地戰。抗戰開始后，毛澤東又系統地提出“在全體上，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在部分上，游擊戰是主要的，運動戰是輔助的。”尤其是把敵后游擊戰提到了戰略高度，這是一大發明，其根本原因在于當時的中國是處于進步時代的大而弱的國家。這是一種積極防御的戰略戰術。事實證明，中共敵后根據地的廣泛開辟和人民武裝力量的迅速壯大，與毛澤東這一軍事戰略戰術原則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