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稱是學術研究的指揮棒，然而這個指揮棒卻往往被行政權力把控，離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漸行漸遠。
日前，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如今大學學術生態存在一個巨大的利益尋租空間。在職稱指揮棒的重壓下，教師為了評上教授，四處尋找“捷徑”，論文聯合掛名、項目重復申報、出版明碼標價、評委關系疏通等現象普遍存在。
這些令人倍感痛心甚至啼笑皆非的“招數”，與其說是殘酷競爭下的“迫不得已”的選擇，不如說是學術道德逐漸“失守”的表現。無論如何，職稱是大學校園里一個再敏感不過的“現實問題”，所有亂象都是表象，都指向深層的游戲規則。這也迫使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懸而未決的老話題：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職稱規范？
在大學教師那里，教授是一種莫大的學術榮譽，但同時又是一種極度稀缺的符號資源，每個人不得不背上沉重的職稱十字架，匍匐前行。在現行的評價體系中，職稱的欲望深處是論文、項目、獲獎等指標和參數，教學反倒被逼向了評價體系的邊角。具體到職稱規范中，雖然教學要求并非完全“缺席”，但表述相對模糊，人為解釋的空間太大，諸如學生評教等要求難免流于形式。
相對于科研的表現形式和技術分類，教學類榮譽數量少之又少，很難獲得。一般教師窮其一生努力也未必能獲國家教學名師、國家精品課程等教學類榮譽。更大的悖論在于，教學類榮譽并非純粹的教學評價，而是往往建立在一定的科研規格之上。試想，沒有科研實力何以拿到教授職稱，而高級別的教學榮譽又怎會給一個講師？顯然，職稱游戲的“通關玩法”最終還是回到了科研上。顯然，給教學類榮譽一個應有的分量以及一個更務實、更科學、更有誠意的評價，不僅是職稱評定的改革方向，也是職稱作為指揮棒之于大學教學的意義所在。
大學職稱最為人詬病之處，是評審環節受關系化、利益化、行政化干擾。相對于國外大學普遍推崇的同行評議規則，中國大學行政解釋的權力與空間大，關系橫行、論資排輩、跨界投票等不合理現象愈演愈烈。當搞關系比發論文更容易時，年輕人往往被剿滅在規則失守的血泊中，這不能不說是對學術信仰的慢性傷害。
職稱是學術研究的指揮棒，然而這個指揮棒卻往往被行政權力把控，離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漸行漸遠。目前，每個省的職稱規則都出自人事部門之手，由于行政意識暗中作祟，許多省的論文級別認定標準極不專業，也不規范。很多“權威”刊物并非因為其學術聲譽表現，而是由其主管部門的行政級別決定的。同樣地，職稱亂象則來自于刊物級別認定的源頭之惡。在甘肅省人社廳的職稱文件目錄中，諸如《衛生職業教育》等非公認學術核心類赫然在列，十多年前出臺的職稱文件一直沿用至今，這嚴重影響了學術生態應有的格調和尊嚴。
雖然職稱競爭非常激烈，但已有的教育體系反倒時不時地釋放出些許悲觀和遺憾。目前，教授在中國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鐵飯碗”。許多教師一旦評上教授便“如釋重負”，開始進入學術生涯的“休眠期”。即便科研指標未能完成，頂多只是給予象征性的津貼懲罰，而并不會影響教授資格。相反，許多國外大學實行“只聘不評”、“終身后評審”等制度，每隔五年重新審核終身教授的學術資格。這不僅能刺激并延續教授的學術創造力，而且給了年輕人更多的競爭機會和晉升空間。
中國大學的職稱問題要解決備受爭議的現實，根本上還是要在評價體系上有所突破。國外大學已經陸續放棄了“以數量論英雄”的評價取向，轉而鼓勵真正有分量的學術成果生產，尤其實行“代表作制”，也就是根據代表作的影響力來決定教授資質。這一方面給了教師相對安靜的學術思考空間，另一方面也間接地切斷職稱背后巨大的“論文GDP”產業鏈。
(■劉濤 作者系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