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的11月13日，國民黨的另一忠實文臣陳布雷自殺而死，戴季陶聽到消息后十分悲痛，“哽咽半晌，不發一言”。他想起在上海辦報時與陳布雷的友誼，想起這么多年兩人的交往，也想到陳布雷為國民黨政權鞍前馬后，勞碌一生，卻落得如此下場，顧影自憐，大有兔死狐悲之感。雖然如此，他還故作鎮靜，當有人問他對陳布雷自戕的看法時，說：“照佛家道理，是不許可的。”明確表示他不贊成自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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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敗局不可挽：堅決不去臺灣 不想拋骨異鄉
年底，國民黨內外形勢已是江河日下，在此情況下，國民黨中央計議，在適當時候，將政府南遷廣州。這一決定在南京城里引起了一片波瀾，國民黨大小官員都如驚弓之鳥，匆匆打點行裝，準備隨時逃往廣州。這時，國民黨廣東省主席宋子文根據蔣介石的意思，打電報給戴季陶，邀他到廣州小住。同時，宋子文還命粵省駐南京辦事處主任何樹祥親自面謁戴季陶，反復勸說他，請他速做決定，在近期成行。
除廣州外，戴季陶當時可去的地方還有兩個：一是臺灣；一是四川。對于臺灣，他態度很鮮明，堅決不去。雖然當時很多國民黨的高級官員紛紛往那兒跑，但他卻不愿意去那個孤島。四川是他的出生地，他是可以回去的，但此時，他又不愿作為亂世敗將逃回家鄉。幾個地方相比，他較愿意去廣州，那里有他曾慘淡經營的中山大學，他曾與孫中山一起，在那兒奮斗了很長時間。因而，廣東能像故鄉一樣喚起他濃厚的感情。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偕夫人趙淑文及隨員乘“美齡號”專機飛往廣州。當飛機徐徐起飛時，他不無傷感地眺望金陵古城，這六朝形勝之地，再也沒有了往日的朝氣，到處籠罩著一種寂寞清冷的氣氛。戴季陶看到這幅破敗景象，不禁吟起了元代詩人薩都剌“六代豪華，春去也，更無消息”的詞來，心想，現在該是七代了。想到這里，他不覺心里一沉，整個身體就像一下子墜入一片萬劫難逃的汪洋苦海中，看不到生機，望不見彼岸。
戴季陶到廣州后，開始住在國民黨廣東省政府的招待所迎賓館，后來又轉往更為幽靜舒適的東園賓館，備受禮待。戴季陶由于病情愈加嚴重，不常外出。他的神經痛病時而發作，發作時疼痛難忍，沒有辦法，只得服安眠藥片，方能昏沉入睡，即使不發作時，行動也須人扶持。
雖然如此，他始終對政治表現出極大的關心，1949年2月8日，他居然還出席了國民黨中央遷廣州后的第一次中常會。他在記錄本上簽名時，手抖得十分厲害，額上不時冒出陣陣冷汗，但他還是堅持開會。在與人談話時，竟有些語無倫次，他的身體、精神衰弱到了極點，就像一匹拉著破車的老馬，走到了窮途末路，也走得精疲力絕。
此時，三大戰役已經結束，人民解放軍即將渡江作戰，國民黨政權已是死亡在即，回天乏術了。在這種情況下，大批國民黨軍政要員匆匆如喪家之犬，紛紛逃往海外，逃往臺灣，廣州城里已是風雨飄搖。
這時，又有人來勸戴季陶，希望他去臺灣。對于這個問題，戴季陶仍和以前一樣，十分堅決，他把手一揮說：“不必去！”他不想離開大陸，他不想拋骨異鄉。共產黨會取得勝利，會得到中國，戴季陶不再懷疑了。共產黨會怎樣處置他呢？他倒是考慮了的，他以前讀過馬克思主義的書，接觸過共產黨，與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米、董必武等都有過一些交往，他不相信共產黨會把他怎樣，再說，他老了，而且是病殘之軀。此時的戴季陶很想家鄉，這種思念家鄉的情感比任何地方都強烈，那川江蜀道，似乎比任何地方都具有吸引力，因此，他堅持要回四川去。他兒子戴安國多次勸說也無效果，只好遵命，為他準備好了去成都的專機。但時運不佳，偏偏連日氣候惡劣，飛機無法起飛，只好一等再等，想等天氣好后再飛回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