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上述疑點，小寵臣蒙嘉疏通之事，應當是一則虛妄的史料。
荊軻入秦之后的預先活動，其正當途徑應該是很簡單的：荊軻約見秦國邦交機構——行人署，申明特使請求；接待荊軻的行人署某長官，向秦王稟報了燕國使節來咸陽的事，請示秦王定奪；秦王很高興，決定接見荊軻，并接受燕國投降。后來，山東六國以訛傳訛，衍化出了荊軻重金收買秦王寵臣蒙嘉的故事，以神秘其事。再后來，太史公又依著傳說藍本，變成荊軻的實際作為，記入了史書。
(2)秦國以最高禮儀接見荊軻，決定接受燕國投降
對于特使荊軻帶來的燕國將舉國投降的重大請求，秦國顯然是非常重視的。
為此，秦國以最高禮儀接待了荊軻——“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這一最高禮儀，是按照天子接見諸侯的規格設計的，其基本要素有三個：其一，地點是咸陽宮，秦國的最高政治殿堂；其二，秦王與所有大臣，都是“朝服”——正規禮服出席；其三，設置
象征天下諸侯大會的“九賓”——九方諸侯席位，以表示天下盛會。在這樣的基本規格之上，禮樂鐘鼓、護衛儀仗、車馬迎送、典禮儀式等方面，自然都是相應的最宏大鋪排。在禮儀已經大大簡化的戰國時代，這樣的盛會顯然是最為盛大的典禮了。
秦國的盛大應對，透露出一則重大的歷史信息。秦國對燕國特使的真實性，是絲毫沒有懷疑的。最為重要的是，對于燕國的舉國投降請求，及其提出的三個條件——保留相當的土地人口，保留諸侯國資格，保留宗廟祭祀權，秦國是準備接受的。也就是說，與后來歷史發展所展現的以戰爭方式統一六國的進程相比，這里出現了一個可能的轉折——秦國準備接受一種和平統一的方式，準備以保留諸侯國為條件，實行有可能的非戰爭統一。請注意，此前的秦國，已經統一了兩個國家——韓國、趙國。其中的韓國，也曾經有過類似燕國的請求，但是秦國拒絕了。后來的實際進展，也是以戰爭的方式兼并了韓國。那么，對于燕國的有條件投降請求，秦國為什么卻接受了？
歷史的直接答案，已經因為秦帝國文獻的整體毀滅而無從考察了。但是，依據戰國歷史所表明的興亡邏輯，我們仍然可以得出真實答案。這就是，秦國對于統一戰爭的殘酷性，也是力圖避免的。對于趙國那樣互相知底的長期對手，非戰爭不能統一，只有采取戰爭方式。對于韓國那樣有長期摩擦的對手，秦國深知其稱臣投降是假象，也只有以戰爭方式統一。而對于遙遠的、接觸也相對少的燕國，秦國對其國家性格的了解則是有限度的。因此，秦國相信燕國的舉國投降是真誠的，沒有必要非經過戰爭不可。
可以繼續的推論是：假如燕國真的投降了，當時中國的統一，無疑就多出了一種新的模式——和平統一的模式。果真如此，秦帝國后來的統一文明則可能是另一番模樣——只能實現局部郡縣制加局部諸侯制。那么，文字統一，以及各種具體制度的統一，是否能夠全面而徹底地實現，也就無法預料了。由此建立的中國統一文明，是否具有后來那種強大而堅實的生命力，同樣也就未可預料了。可是，這種可能性很快就被一把淬毒的匕首徹底刺穿了。歷史，依然在冷酷的現實邏輯中運行著。
(3)政俠行為：荊軻的咸陽宮行刺
荊軻刺殺秦王嬴政的故事，在后世中國幾乎已經是家喻戶曉了。我們要說的是，荊軻不是一個神勇高明的劍客，他只是一個具有濃烈興亡意識的政治游俠——政俠。在戰國時代，他們就是以墨家士子為代表的特殊團體——政俠群落。這種群落的人物，皆以挽救弱勢政治派別或弱勢國家為信仰，平民意識濃烈，人民性極強，敢于慷慨赴死，天下名聲極大。歷史主義地看，這樣的政俠群落，無論其所維護的國家或派別，在歷史發展中是否具有正義性與合理性，他們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烈士勇士。因為，他們的基本價值觀中，有著我們這個民族最基本的風骨節操——鋤強扶弱，挽狂瀾于既倒，救國家于危亡，最富犧牲精神。在后面，我們還可以多次看到，在秦統一中國的戰爭中，山東六國涌現過大量的救亡勇士與眾多的殉國烈士。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齊國滅亡后的田橫八百壯士跳海殉國。歷史的多面性與價值觀的多元性告訴我們，作為統一中國的秦帝國，是一種正面的歷史進步力量。作為挽救行將滅亡的祖國的烈士群落，同樣也是一種正面的文明價值力量。同樣正面價值的文明歷史元素所構成的歷史沖突，才是歷史悲劇的靈魂。我們不能因為肯定了太陽，就否定了月亮，它們都是人類宇宙的不同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