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我還是一名年輕記者，能夠進入“萬荷堂”采訪黃永玉，簡直做夢都不敢想。如今，我依舊地清晰記得汽車駛到京郊通州的徐辛莊，經過路邊的一個亭子下了公路，穿過一片樹林便來到一座高墻圍住的院子前。
樹木繁盛，庭院深深。黃永玉指著西院的那個銅雕向我們調侃道：“太喜歡它了。”順著他手指方向看過去，發現銅雕的造型真是稚拙可愛，同正房屋檐下懸掛著黑漆金箔的大匾“萬荷堂”相得益彰。更令人叫絕的是大廳那些粗大的原木柱子，它們并沒有被打磨成規矩統一的渾圓筆挺，而是保留了自身的不規則形態，既顯示出傳統結構的精湛工藝，又呈現著木質紋理的天然美感，尤其那一個個隆起的木瘤，更是各有姿態，妙趣天成。
黃永玉的畫室正房足有200平方米，屋里迎門豎著6根3米來高的大柱子，上面有他的書法。一面巨大厚重的花梨木畫案橫在柱前，黃永玉則端著煙斗站在案前。
那一年，在“萬荷堂”親歷了黃永玉畫荷花。那幅作品高5米、寬6米，高處的荷花他是要坐著升降機畫的，好神奇的方式，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樣的創作情境。
從升降梯下來，黃永玉領我們來到東院的大客廳，這里是他會客、休息、聽音樂的地方。客廳的桌子兩米多寬，近六米長，是他用非洲加蓬的大花梨樹干做成的，與畫室的畫案同出于一棵樹。大樹的整塊樹皮做成了樓梯的護欄。
透過客廳落地窗的整塊玻璃，看到3畝荷塘四周的樓閣由長廊環繞。荷塘邊的大石桌前，黃永玉手握煙斗的銅像坐在石凳上，似乎在守護著塘中的萬桿蓮荷。塘里不僅有荷花，還種植有數十株老梅樹。遺憾的是，我去的那一年，荷花還沒有開，“映日荷花別樣紅”的佳趣美景，自然也無眼福。
其實，以黃永玉的個性而言，他在院落中最惹眼的地方豎一尊自己的雕塑，一點也不會令人感到意外。意外的是銅像本身：五短身材，赤裸身軀，一手提著遮羞布，一手端著大煙斗，渾圓的腦袋上立著兩只碩大的扇風耳。詼諧有趣，妙不可言。
黃永玉不僅包辦了“萬荷堂”的整體建筑，還包辦了內部裝修。大到家具裝飾，小到燭臺碗筷，處處親力親為，用盡心思。他每天堅持早晨6點起床，散散步，吃點簡單的早餐，就開始埋頭工作，恪守每周5天工作制，而且每天工作時間絕不少于8小時。通常，他只有在周末才會放下工作，邀請朋友們前來“萬荷堂”歡聚暢談。
貪玩人生
在黃永玉的人生故事中，表叔沈從文必被提及。其實早在他出生之前，沈從文就已走出湘西。直到上世紀40年代，各自奮斗在人生道路上的叔侄二人才開始通信，從此結下一生情誼，直至1988年沈從文去世。正是沈從文建議他把像“布店老板”的本名“永裕”，改為適合于藝術家的“永玉”，希望他永遠光澤透明。沈從文跟黃永玉說過的五個字讓他終生難忘——愛，憐憫，感恩。
曾經在黃永玉寫的一篇談論沈從文的文章中，看到過這樣的一段話——
“表叔是個很規矩的老實人，一輩子樸素的生活和工作。他不像我。我是鹽，他是棉花，如果歷史是雨的話，他將越來越重，而我將越來越輕。我是經不起歷史淋浴的，因為我太貪玩而又不太用功。”
就是這位自稱“太貪玩而又不太用功”，只有初中二年級學歷的黃永玉，卻無師自通、多才多藝，讓世人不解和困惑，他怎么可以這樣聰明！
12歲那年，讀完小學的黃永玉離開家鄉，只身來到福建集美中學讀書。外面的世界并不像他想象得那般精彩，抗戰的烽火打破了他的求學夢，初中剛讀了兩年，他就不得不輟學到社會上闖蕩。他當過瓷場的小工，在碼頭上干過苦力。一天，他在碼頭上偶遇中學時的軍訓教官，便被介紹到軍隊里成了一名司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