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成寶仁轉到漢中天主堂醫院充醫生，1952年人民政府接收天主堂醫院改為南鄭市人民醫院，留成充外科主任。1954年省市兩醫院合并后，成仍充外科副主任，1959年因患心肌梗塞病死亡。
我自1924年1月先后到南鄭、安康法院供職，終日埋頭辦案，與社會人士交往極少，左右鄰人，多不相識，確實減少了很多煩惱，訴訟人是不敢登我家的門的。1944年7月我調充安康地院首席檢察官，與各機關領導，也接觸不多，為時只9個月，我就于1945年4月調任南鄭分院首席檢察官，位置較高，按當時官場習慣，新官到任必須先去拜訪當地各機關首長，借以相識(我當時訪過李宗仁)。各機關舉行宴會，分地兩院院長、首檢被邀參加，我們是照吃不誤，但決不還席，法院更無舉行宴會請他們吃飯的事。有時各界開什么大會，我們也去湊湊熱鬧，但是一言不發。至于所屬各縣司法的同事來訪，有時給我們帶些土特產，我們礙于情面，無法拒絕，只好收受，我與段韶九照例是合伙請其吃一頓小飯館，以表心意，但總不免有變相貪污之嫌。
1924年1月前后我充南鄭地方檢察廳書記官時，有一法警忘其姓名，于某夜代訴訟人給我送來禮物一份，經我對其大加斥責后令其帶走，并于翌晨報知檢察長賴毓靈將該警開除。
大約在1931年我任南鄭分院檢察官時，偵訊一案，曾令某人找保，按規定被保人應購買部制保狀，需費二角，承辦法警梁慶元向我報稱被保人身無分文，無錢購狀，我說可用保條代之，這種保條是由院自制，專供無錢購狀之人使用的。第二次偵訊時，我問明被保人找保時是將錢交給梁慶元代購了保狀的，梁也無法否認，我認為梁侵吞保狀費二角，為數雖微，但其欺哄長官，情不可恕，當即將梁收押，發交南鄭地院檢察處起訴，經該院判處其有期徒刑四個月。后梁刑滿釋放，忽來我家，我疑是來對我報復，吃了一驚，不料他向我跪下，磕了幾個頭，口稱“謝恩”而去。
大約在兩年后我調任南鄭地院推事，審訊一民事案件，發現執達員靳德壽接受了訴訟人幾元錢，我當即報知院長張炳炎將其開除。
約在同時地院法警鐘洪貴送達一個刑事文件，受送達人給了他一元錢，而在送達回證送達費欄內填了“一元”字樣，按規定民事案件的送達費，才能向訴訟人收取，刑事的送達費應由公支付，鐘洪貴收錢后不知受送達人已在送回證填明，即將回證交還書記官，承辦書記官發現此事，報告院長即將鐘開除。
在抗戰前法院對于法警及執達員的稽查是很嚴格的，抗戰以后法幣貶值，物價大漲，公務人員生活困難，警員出差吃訴訟人一頓飯，收幾個錢的事，在所難免，但無人告發，法院也未查究。(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