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下面的想法就怪異得離譜。康有為曾憂慮中國人滿為患，美洲和澳洲又禁止中國移民進入，他認為只有巴西可以殖民，因為巴西經緯度和我們相近，地域達數千里，亞馬孫河又橫貫其中，土地肥沃，人口僅800萬，“若遷民往，可以為新中國”。“殖民觀”當然是西方的舶來品，但大膽想象的荒誕感確是獨創。這不禁讓人想起梁任公也曾有過多娶白人女子以改良中國人種的想法，膚色如何盡快漂白變成了一個種族存亡絕續的方案，思維怪誕真如乃師！
“三世說”的設計同樣染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本來，據亂—升平—太平的中國歷史遞進公式是有先例可尋的，不過區別是古史觀的治亂終極是指向三代的黃金時刻，是向后看的，康氏的“三世說”指向的卻是一個縹緲的“大同”世界。康有為在晚清政治的險惡江湖中就像個興致盎然喜歡搏浪激水的理論頑童，毫無顧忌隨意揮灑著他對將來世界的多彩想象，以致于幼稚地把一場“百日維新”變成了檢測預言的試驗場。難怪那些自以為擁有后見之明的理論侏儒，或者是腦子里充滿成王敗寇史觀的當代史家，一直不肯原諒他的魯莽和天真。他們說對了，當康圣人幻想出一個繽紛世界的同時，卻注定成為一個不諳世事的行動矮人，與精于算計的湖南人相比，他確實是太意氣用事，也太不切實際了。
的確，按功利主義者的標準來檢驗“百日維新”，會發現除了廢除科舉之外，其余的變革措施其實并未越過當年洋務派的綱領，政治體制改革的提出一開始就小心翼翼，以后更是迫于形勢步步回收，效果幾乎為零。但我們盤點那段遺產，仍會由衷感嘆，幸虧有了康有為的烏托邦世界，近世思想界才不致于垮成廢墟一片。康氏烏托邦世界的形成其實并不以一書一事為標志，而是一個漫長連續的過程。雖然《大同書》的正式印行遠在“百日維新”之后，但康氏在28歲那年正逢一場大病，他在檢視遺稿、從容待死的過程中，就已“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類公理，以為吾既聞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可見“大同”理想在年輕的康有為心中的位置已經高到“朝成而昔死可矣”的地步。
換句話說，正是因為有了“三世說”與《大同書》的銜接遞進構成的宏大未來圖景，我們的近代史才不致于僅僅充斥著單靠權謀計算和詭計得勢之人，或者充斥的僅僅都是拘泥于眼前利益的實用主義功利型人物。因為在經過晚清政治慘烈的淘洗角逐后，殘留下的似乎全是那些失去了想象力的人格殘骸，掌聲和贊美似乎永遠注定要獻給那些不擇手段取得成功的人。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哀，如果我們還有什么可以值得珍惜的東西的話，那也許就是因為還留有一個殘破得面臨絕種的“康氏烏托邦”，以及那本一度秘不示人的《大同書》。（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