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主持上海政法工作二三事
1952年7月，我從部隊轉業，回到上海，分配在上海市行政干部學校任教育干事。校長是分管政法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委第一副書記潘漢年兼。
1953年，三反五反剛剛結束，有關部門決定在“上海市三反五反工人法庭”的基礎上建立上海市法院，由上海市行政干校的師生參加清理積案和建院工作。我作為教育干事，也帶領一批學院參加了。我的具體身份是“處理積案辦公室秘書”，分管“婚姻、房屋、債務”三類民事案件。——我父親抗戰前是上海市特區刑庭的法官，抗戰期間辭職當律師，解放后是上海市政協政法研究九人小組成員之一。他再三囑付我：千萬不要經管刑事案件，因為當時有許多反革命案件，屬于“職業犯”，個人并不犯罪，說不清楚。不參與其事，至少自己良心上過得去。
“我們無產階級制定的法律，就是要為無產階級服務”
在此期間，我聽過潘漢年多次講話和報告。例如他說：法律是上層建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所以法律必然具有階級性。資產階級法律，實質上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但是他們不敢明目張膽地說出來，而總是羞答答地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謊言迷惑大眾。歷史上，王子犯法，從來就沒有“與民同罪”過。我們無產階級，就是要公開地、明確地宣布：我們無產階級制定的法律，就是要為無產階級服務。
基于這樣的理論基礎，他在上海市法院所推行的，就是堅決袒護無產階級。具體地說，資本家和工人，犯了同樣的罪，例如重婚罪，資本家的犯罪，是由于“資產階級思想的頑強表現”，屬于階級本性問題，必須無情地給予嚴厲的打擊，絕不手軟；工人犯罪，那是由于“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毒害”，本質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我們司法工作者，一定要滿腔熱忱地去幫助他、挽救他。
執行這種理論的結果是：資本家犯了重婚罪，因為要嚴厲打擊，所以一般都判三年至五年的徒刑，送到蘇北去勞改，重婚的小老婆必須離婚，而且要分給她相當數量的財產。不服判決的，允許上訴，但是結果必然是加刑。理由是：判你三年五年，已經是“從輕發落”了，如果還不認罪，還不感恩戴德，那就說明你對自己的罪行毫無認識，結果必定是改判八年至十年徒刑，作為重刑犯送進提籃橋監獄里去了。而工人重婚，一般只是教育釋放，也就是在法庭上批評幾句，最多罵他們幾句諸如“喪失階級立場”、“沾染資產階級習氣”、“給工人階級丟臉”之類。遇見不服氣的，也不過給以拘留15天。因此二者的判處反差極大。
對于潘漢年這樣的高論及這種處理方法，我當年就反對。認為這是一種階級偏見，甚至是姑息養奸。我最最反對的，就是“不服上訴必定加刑”這一條。判刑的前提，是犯罪。“態度不好”，不能成為加刑的理由。一個沒罪的人被錯判了，還要求他“認罪”，是不是太難了點兒？因為“無罪而不認罪”，卻要因為“態度不好”而加刑，這叫什么法律？不論是資產階級法律，還是無產階級法律，恐怕都難以自圓其說吧？解放后那么多的冤假錯案，不都是因為執行這樣的高論而造成的么？
當時的上海市法院院長韓述之，也不同意潘漢年的這種論斷。韓院長是地下黨員，解放前就是上海法院的法官，和我父親還是好朋友。他曾經私下對我說：“這叫什么理論!法院應該是最講理的地方，現在反倒最不講理了。解放前是無法無天，解放后是‘有天無法’!”——意思是：解放后“天下是打下來了，但是沒有法律可依，只能誰的官大聽誰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
一個劊子手的死活
還有一件案子：工人領袖、共產黨員王孝和被國民黨法院判處死刑，1948年9月30日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被槍斃。執行死刑的劊子手，解放后并沒有逃跑。他自己認為：當劊子手，是他的職業，至于這個人是不是該殺，他不管，因此，他自認無罪，用不著逃跑。解放以后，他被捕了。而逮捕他的理由，就是因為他槍斃了王孝和。
關于這個劊子手有罪沒罪的問題，當時的上海市法院曾經有過一次或幾次激烈的辯論。我雖然不是刑事庭的人員，但是我至少知道這件事情。據說韓院長就認為這個人無罪。理由就是“殺人是他的職業”，他主觀上沒有犯罪動機，但是以轉業軍人為首的對立派，則認定這個人有罪，而且應該以命相抵。理由就是：“烈士王孝和，分明就是死在他的槍下。”兩派相持不下，最后請示潘漢年，批示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這件案子的處理，不僅僅關系到一個劊子手的死活，而是牽扯到對屬于“職業犯”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如何對待的政策問題。許多已經起義或投降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個人品質很好,甚至本來應該是有功的人，卻都在“四二七”大逮捕中抓起來，關的關，殺的殺。例如二戰期間破譯了日軍企圖偷襲珍珠港的民族英雄池步洲，就僅僅因為是“國民黨少將”而被捕，連破譯密電碼這樣的天大功勞也說成是“罪行”，被判了15年徒刑。
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韓院長的“有天無法論”和“職業犯無罪論”終于被揭發，并且上綱上線地被批判，結果是劃為右派，被送去勞改了。
1954年我調到北京，1955年因胡風“反革命”事件而引發的肅反運動中，有積極分子從我的照相本子里發現有一張身穿國民黨軍官的照片，偷走之后送到人事科去了。——其實那是劇照。為此我挨了半年批斗，一定要我交代“失去了的一段反動歷史”，最后還是人事干部拿著這張照片到我老家向我的老師同學對證，“誤會”方才解開，并立刻“解放”了我。
為此，結合1953年在上海市法院的所見所聞，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我對新中國的法制問題提出了意見，主張“健全法制，取消運動，黨政分開”，在當年，這可是“取消黨的領導”的“大是大非”問題。于是，我在“陽謀”中中箭了。
創造“民事案件集體調解法”
不過，潘漢年主持上海市政法工作期間，也有許多成績。他創造、或他批準的“民事案件集體調解”，就是一種很好的工作方法。上海解放三年多，一直沒有法院，所以上海市法院一成立，真是積案如山，如果一件一件審理，幾年也審不完。加上當時沒有成文的法律，同一類型的案件，有罪無罪或量刑的程度，很可能會因人而異。
當時我們辦案，必須“深入里弄”走群眾路線，訪問當事人和鄰里甚至居委會等許多人。先做到對每一件案子都“心中有數”，然后把同類的婚姻、房屋、債務等民事案件的當事人、證人、調解人召集到一個大會場來，拿出一件典型的案件來，讓全體與會者集體討論、充分發言，最后終結歸納出一個當事人雙方都能接受的條款來，當庭宣判，然后以此為樣板，讓同類型案件的雙方當事人表態，如果同意或能接受，就一律以此案例為范例，一次性可以解決十幾宗甚至幾十宗同類案件，效果很好。
1955年4月，潘漢年由于“說不清楚”的冤案被捕判刑，在“對資產階級犯罪分子絕不手軟”的無產階級監獄中整整坐了十年牢。（湖州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