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作家推測說，共產國際回電距離中共中央決定吸收張學良入黨的7月1日，已過去一個半月。這一個半月中，張學良與中共中央聯系密切，商量了許多大事。因此，以當時的境況，是不可能拖到一個半月后再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去答復張學良的，也不可能在作決定讓張學良入黨之后，又勸其退黨。因此，他的結論是，張學良肯定已經被正式發展入黨。此說顯然不僅讀丟了張聞天7月2日電中那個“擬”字，而且對7-8月間張學良與中共中央之間關系復雜微妙的情況毫無了解。而更重要的在于，他甚至不清楚當時中共中央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和張學良發生關系的。他不知道，吸收張學良入黨問題高度機密，斷難通過電報轉達，非有專人前往西安向張學良傳達中共中央的正式決定并履行適當的形式不可。此時，唯一得到中央指派準備前往西安且能夠擔此重任者，只有葉劍英，而葉卻直到10月初才得以到達西安。至于說張6月30日提出要求入黨，7月3日就獲知中共決定，然后即對中共領導人改稱“同志”，在時間上也說不通。這更足以說明，“同志”之稱不可以用來證明張與中共的組織關系。
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呢？即中共中央于7月2日告訴共產國際，他們尚未正式決定吸收張學良入黨，但“將來擬許其入黨”；而事實上，他們已經基本上達成了一致，有意接受張學良入黨；只是因為張的身份太過特殊，為穩妥起見，才對共產國際把話說得比較委婉，以試探后者的反應。毫無疑問，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我們也可以猜測，因為葉劍英還不具有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資格，共產國際來電前，他已受命前往西安，已經了解了中共中央對此事的態度，然而中共中央在接到共產國際政治指示電后，因為擔心拒絕吸收張入黨可能對紅軍與東北軍的統戰關系造成十分不利的后果，故未能就拒絕吸收張學良入黨問題達成完全一致的意見，葉因此在由陜北動身前往西安時也并未得到確切的拒絕吸收張入黨的指示。就我而言，我相信這種可能性未必一定是不存在的。但問題是，我們也不能否認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性，即由于共產國際是中共中央的上級指導機關，且這時的中共中央和紅軍要想根本改變自身危險處境和取得蘇聯援助，也必須要指望共產國際的支持與援助。在這種情況下，當共產國際明確表態反對吸收張學良入黨時，以留蘇學生為主的中共中央領導層很難陽奉陰違，抗命不遵，擅自秘密接受張學良入黨。可為有力佐證的如中共中央此后發展新疆統治者盛世才的例子。與張學良不同的是，盛世才因為治疆以來即奉行親蘇政策，一直頗得蘇方好感。故當其向中共中央提出入黨要求時，中共中央自然認為莫斯科同意的可能性較大，故準備接受盛世才的要求。不意，在征求共產國際意見時，共產國際同樣表示反對。盡管中共中央領導人對此并不十分理解，他們還是派任弼時當面向盛世才婉轉地表示了拒絕的態度。
當然，不論張學良入黨問題之謎能否徹底揭開，我都不認為“歷史即將改寫”的說法可以成立。這是因為，即使中共中央具體實施了吸收張學良入黨的行動，張學良也得知了這一決定，它也不能改變張學良與中共關系的實質。即張學良至多不過是一個所謂的“特殊黨員”，而非一般意義的共產黨員。換言之，兩者無論就政治標準、思想意識、組織關系，還是就相互地位而言，其實與決定吸收張學良入黨前，都沒有也不可能有重要的改變。事實上，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依舊采取的是毛澤東2月間“依據實力原則”提出的，一旦雙方共同行動，“國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漢卿擔任”的方針，公開奉行以張為首的政策。在整個西安事變策劃和實行的過程中，張學良也依舊是我行我素，一切以自我的意志行事，并不受中共中央的指揮。這也正是為什么，當事變結束，張學良被囚之后，盡管身陷囹圄，命運未卜，他第一位考慮的仍舊是東北軍的前途問題，生恐東北軍繼續與紅軍保持統戰關系，會造成難以預測的嚴重后果。故他明確建議蔣介石把東北軍盡快調離陜甘地區，脫離中共與紅軍。由上不難了解，不論是從中共中央的角度，還是從張學良的角度，張學良入黨與否，都不可能改變這一時期雙方關系的本質。（騰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