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影響大被任命為少將
大革命失敗后，胡蘭畦代理漢口市特別黨部婦女部長和武漢總工會女工運動委員會主任。1929年，她被蔣介石點名驅逐，后赴歐洲考察社會救濟事業，并在德國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1年7月，宋慶齡的母親逝世，胡蘭畦應邀陪宋慶齡回國奔喪。之后，再度赴德學習。1933年春，希特勒上臺，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被捕，胡蘭畦也被關入女牢。在宋慶齡和魯迅等的抗議下，胡蘭畦于三個月后獲釋。隨后，她在法國發表了回憶錄《在德國女牢中》。文章立即被譯成俄、英、德、西四種文字，使胡蘭畦的名聲傳遍了歐洲。
1934年8月，前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會議在莫斯科召開，胡蘭畦應邀出席，高爾基盛贊她:“這是一個真正的人!“兩年后，高爾基去世。作為高爾基生前特別欣賞和喜愛的中國女作家，胡蘭畦被選入高爾基治喪委員會，并與高爾基的兒子、兒媳一起手捧遺物，為高爾基執紼。
全面抗戰爆發后，胡蘭畦組建了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并輾轉于八個省的抗日前線從事抗戰宣傳。由于影響甚大，胡蘭畦被國民政府軍委會任命為少將指導員。
與陳毅海誓山盟“互等三年”
“將軍為何多憔悴?半為蘭畦半為茜。”這是當年新四軍軍部顧問兼戰地服務團團長朱克靖的一首調侃陳毅詩中的兩句。詩中的“蘭畦”指胡蘭畦，“茜”指的是后來成為陳毅妻子的張茜。
1938年初，胡蘭畦率領服務團來到南昌。此時，項英、陳毅等新四軍領導人也在南昌組建新四軍。自大革命失敗后，胡蘭畦與陳毅已經有十年沒見面了。久別重逢，喜悅之情難以言表。胡蘭畦講述了這些年的經歷，也提到了與陳夢云離婚的情況。
對于兩人的戀情，《民國大腕》這樣描述:“陳毅在南昌與胡蘭畦遂訂白首之盟。陳毅稟告父母，得到同意。然而組織上卻不同意，新四軍大當家的項英，親自找胡蘭畦談話，說二人倘若結婚，則胡的黨員身份就暴露了，她這個國民黨的將軍，還是留在國民黨部隊里，對革命更有貢獻。二人痛哭而別。陳毅致信胡蘭畦說:馬革裹尸是壯烈犧牲;從容就義是沉默犧牲，為了革命，我們就吃下這杯苦酒吧。假如我們三年內不能結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
在三年多時間里，胡蘭畦率領服務團的姑娘們，足跡遍及上海、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各個戰場，行程兩萬多里，被譽為“戰地之花”、“當代花木蘭”。
“文革”中被錯劃為右派
兩人再次分別后，胡蘭畦一直關注著陳毅的安危。
1947年6月，國民黨的報紙用觸目驚心的大幅標題刊登“陳毅陣亡”、“陳毅斃命”，還用大幅版面詳細描述“陳毅追悼會”的經過。胡蘭畦得知后十分傷感。后來她接到陳毅父母來信，便、決心贍養二老，把成都東門外的一處果園、田地、房屋，全部給二老做養老之用。
1949年，上海解放，陳毅當了市長。胡蘭畦寫信要見他，接待她的卻是副市長潘漢年，這時，陳毅已兒女成群了。
胡蘭畦再沒有婚育，為解寂寞，她收養了妹妹的女兒。解放后，她被安排到北京工業學院從事后勤工作。命運多舛的她，“文革”中被錯劃為右派。1978年平反后，胡蘭畦重新入黨，并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1994年12月13日，胡蘭畦在成都逝世，享年九十三歲。她的一生歷經坎坷，正如她自己在回憶錄里所說:“這輩子只知道趕著時代大潮走，在浪尖上奔呀、跑呀。有時被礁石碰得頭破血流，也只能獨自舔著流血的傷口。”
晚景中的胡蘭畦又是怎樣一種情形呢?作家劉心武在《上海文學》2009年1期發表文章《蘭畦之路》，記述了他記憶中的奇女子胡蘭畦。
“1957年初冬，我十五歲那年，忽然有位婦女出現在我家小廚房門外。我望著她，她也望著我。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我在想的是:她算禳禳，還是婆婆?”當時，劉心武的家在北京錢糧胡同海關宿舍里，他描述道:走攏小廚房的那位婦女，穿著陳舊的衣衫，戴著一頂那個時代流行的八角帽，她臉上盡管有明顯的皺紋，但眼睛很大很亮。
“那時我隨父母從重慶來到北京，還保持著重慶地區的話語習慣，對較為年輕的婦女喚禳禳，對上了年紀的婦女喚婆婆，但是眼前的這位婦女，年紀介乎二者之間，我望著她只是發愣。她望夠了我，一笑:像天演啊!你是他幺兒吧?我父親名天演，顯然，這位婦女是來我家作客，我就朝廚房里大喊一聲:媽!有客來!媽媽聞聲提著鍋鏟出得廚房，一見那婦女，似乎有些意外，但很快露出真誠的微笑……”
晚上，“她就跟我們同桌吃飯，這時媽媽才讓我喚她胡禳禳，我喚她，她笑，笑起來樣子很好看，特別是她摘下了八角帽，一頭黑黑的短發還很豐茂。”
自那以后，“胡禳禳沒有再到我家來。我沒有故意偷聽，但偶爾爸爸媽媽的竊竊私語，還是會傳進我的耳朵。關于胡禳禳，大體而言，是劃成右派分子，送到什么地方勞動改造去了。爸爸提到四川作家李鰳人，也鳴放了，有言論啊，可是保下來了，沒劃右。很為其慶幸的聲調，媽媽就提到胡禳禳;她也該保啊!那陳毅怎么就不出來為她說句話呢?”爸爸就嘆氣“難啊!”
后來，劉心武從長輩那里，慢慢了解這位“胡禳禳”的傳奇故事:“胡禳禳”名“胡蘭畦”，她雖有過婚姻，但遇上了陳毅，兩個人沉入愛河，在親友中那并不是秘密，他們山盟海誓，在時代大潮中分別后，互等三年，若三年后都還未婚，則結為連理。上海解放后，陳毅擔任第一屆市長，她順理成章地寫信到市政府請求會面，很快有了回音，約她去談，但出面的不是陳毅而是副市長潘漢年。他告訴胡，陳已娶妻生子，”你不要再來干擾他“。1950年以后她在北京工業大學找到一份工作，不是擔任教職，只是一個總務處的職員。后來，她被錯劃成右派。那時候，北京工業大學在皇城根原中法大學的舊址，離我家所住的錢糧胡同很近。“當她灰頭土臉地走過隆福寺前往我家時，街上有誰會注意到她呢?誰能想像得到這曾經是一個在中國革命大潮乃至國際大舞臺上，叱咤風云的巾幗英雄呢?”（蔣太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