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較之前兩年算是文學“小年”，這并不是說作品數量少或者質量下滑，而是說并沒有特別醒目的表現，很大程度上，題材、風格、思想理念在循著慣性的軌跡穩步向前，這多少有些讓人不滿足。
因為種種機緣，從7年前開始，每年我都會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做一個年度綜述，雖然以一人之力，幾乎不可能讀完每年產生的大量作品，但以小說為中心，也盡量將所能接觸到的各個民族作家的重要作品做一個述評式的梳理，并且試圖提煉出一些個人看來值得討論的問題。事實上絕大部分作品很顯然在時間的淘洗中會泯然無聞，但是總可以為當代文學史存一份現場檔案，因為它們是中國文學現實生態的一部分。
如何想象生活
如同前幾年已經提出的，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的二元對立式敘事在當下的少數民族文學中已經構成了一個難以擺脫的書寫模式，其表現形式往往是將某個族群及其聚居地(常常是農耕或游牧共同體)表述為一種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犧牲品，生活于其間的個體和他們的生活遭受來自外部的無法抗拒的強力掠奪，從而形成創傷性的文化記憶、生命體驗和傷痛感受。其典型的表述形式是將某一個文化傳統具象化為日暮西山或者垂暮衰朽的人物和生活方式，彌漫在文本中的是揮之不去的憂郁與頹喪的情緒。這本來是現實遭際在文學中的自然反映，但一旦這種敘事獲得成功之后，它仿佛就獲得了示范效應，進而啟發了此后一系列相似的文本。這固然是各個少數民族當下普遍面臨的處境和心理反應，卻不是惟一的，因而在當下的大量文本中重復式地出現這一敘事模式不能不說是一種寫作上需要警惕的癥候。
楊文升(苗族)的中篇《野豬坪軼事》就是這樣一個自然山村在現代化進程中持續性喪失的挽歌。野豬坪被敘述為封閉式的空間，它自身沒有發展的動力，也失去自我更新的信心，在繁榮的外部世界的吸引下，人們紛紛遠離而去，這種內外交織的雙重沖擊讓野豬坪世界充滿了憂郁凄愴的氛圍。留守的婦女與老人信仰空虛，懷念想象中黃金歲月般的過去，為此小說通過刻意營造的儀式性細節來標榜對于傳統的守望。這是對于村莊衰落史的哭啼敘事，小說中幾乎每個人物都有或痛哭、或垂淚、或號啕、或歌泣、或嗚咽的情節，但是新社長是個瞎子，而“上面”派來的大學生村官又因為被狗咬傷而離去，這兩處形成了內在的隱喻：古老村莊已經迷失了方向，而又拒絕外來的改變。小說在文人式的多愁善感中把農民的社會關系切斷，讓他們成為一個個孤獨面對殘酷命運的單獨個體，從而在現實主義的表面下形成了一種神話敘事。這種寫法關乎我們時代小說的一個重大命題，即我們如何來想象生活。
顯然，上述敘事模式中的現實想象是以過去為價值旨歸的，或者說在遭逢變革時是以退守型的“不變”為情感皈依的，古老的智慧被賦予了毋證自明的價值。這種價值惟一不能解釋的是為何自己會在現代進程中處于弱勢地位而完全沒有回環余地，作家們似乎也僅僅停留在描摹現象，而沒有探究其背后的社會結構、動力因素和各種未來的可能性。這實際上就讓“傳統”本身空洞化了，成為了一種抽象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