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 軍
不久前，有媒體報道，某公司財務人員因沉迷網絡直播，挪用公司資金，在不同平臺頻繁進行高額打賞。由于挪用資金數額巨大，甚至導致公司經營陷于困頓。這起極端案例再次引發了公眾對直播打賞亂象的關注。
近年來，伴隨著網絡直播技術的發展，借助于直播進行各種信息發布、社交娛樂以及商業營銷等活動日益增加。用戶打賞，是直播平臺及主播收入的主要來源，為了獲得更多的打賞收入，直播平臺及主播不斷嘗試各種手段來增加用戶關注以及在線時長。挪用公款、動用夫妻共同財產打賞主播、未成年人大額打賞主播等案例不時出現。
網絡直播打賞中的這些亂象也引發了監管部門的高度關注。在不久前開展的2022年“清朗”系列專項行動中，網絡直播打賞被列為重點治理對象。網絡直播打賞牽涉多方主體，要有效治理其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關鍵在于落實直播平臺的管理責任。關于直播平臺的責任，我國在這幾年已經制定了一系列的監管政策。2020年11月，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發布《關于加強網絡秀場直播和電商直播管理的通知》；2021年2月，七部門聯合發布《關于加強網絡直播規范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這些文件對直播打賞提出了一系列規范管理的要求。如規定網絡秀場直播平臺要對網絡主播和打賞用戶實行實名制管理；平臺應對用戶每次、每日、每月最高打賞金額進行限制；對單日打賞額度累計觸發相應閾值的用戶進行消費提醒，必要時設置打賞冷靜期和延時到賬期，等等。
上述文件針對直播打賞的治理，以落實直播平臺的治理責任為主要抓手。這一思路從整體而言是值得肯定的，但也需要考慮平臺責任的合理邊界。直播打賞作為一種商業運營模式，其有效運行離不開直播平臺所提供的技術以及運維方面的支持，因此結合直播平臺的技術以及運維方面的底層邏輯，更加精準、合理地界定直播平臺的責任邊界，顯得尤其重要。
現實生活中的互聯網平臺類型千千萬萬，但平臺運行的底層邏輯是相通的。我國電商法關于平臺經營者責任的規范體系仍然具有適用的空間。平臺責任的首要內容是把好“入門關”，這一點在互聯網直播平臺責任的落實中同樣如此。只要把好了“入門關”，那么針對存在不良失范行為的主播進行基于賬號的管理，就有了堅實依據。此外，備受關注的關于禁止未成年人打賞的問題，也就能得到有效解決。在這一責任的落實上，直播平臺的確仍然有很大的提升與改善空間。
另外，借助于直播平臺的技術能力而進行的運維活動，例如直播平臺的頻道設置、關鍵詞檢索、算法推薦等，毫無疑問可以直接通過對直播平臺提出相應要求來予以解決。比如說，在頻道設置上不打擦邊球，不設置諸如“性感”“誘惑”等固定的頻道。在站內搜索功能上，也不要提供類似的搜索關鍵詞推薦或提示等。在運用算法推薦內容時，應合理設置權重，更多推薦積極健康的直播內容。這些都是直播平臺自身能夠做到的。另外，針對主播可能存在的誘導打賞等不良行為，直播平臺需要加強日常性監測，積極受理用戶投訴舉報，并據此對相應的主播采取管理措施。
切實落實直播平臺的上述治理責任，應該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遏制直播打賞中存在的各種亂象。但實踐中也應當合理確定平臺責任的邊界，不能因為一些特殊極端個案，就讓直播平臺承擔與其技術和運維底層邏輯難以匹配的責任。如果無限擴大平臺責任，可能也難以取得好的效果。總之，強化平臺責任非常重要，但合理界定平臺責任的邊界是關鍵。
（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電子商務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