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日報 - 商洛之窗訊（姚元忠）分糧是農村大鍋飯時期的產物，離現在越來越遙遠。講給現在的年輕人聽，完全屬于“古經”。
分糧與夏收、秋收像一根藤上的兩個瓜有牽連。成熟的夏糧或者秋糧先由社員統一收到生產隊的打谷場上進行脫粒。脫粒后糧食就堆成小山似的，然后按社員一年所得的工分和家里的人口進行分配，但工分分糧的比例要占70%，而人口分糧的比例僅占30%。那個年代尤其講多勞多得，社員主要靠工分吃飯。
回憶起分糧，我的眼前至今會浮現出幾個“關鍵人物”：一個是組織分糧的隊長，另一個是算賬的會計，還有一個是保管，是分糧掌秤桿子的人。除了這三個“關鍵人物”還有幾個幫手，如兩個人向籮筐里攬糧，或男或女；還有兩個人抬籮筐過秤，并且在秤后抱起籮筐向社員的背籠或者挎籃里倒糧。這些為分糧服務的人都給記工分，所以除了隊長、會計、保管無法輪換外，其余四個人一般都要輪換著干。
分糧總是披星戴月，甚至搞得通宵達旦，這是我至今想起來都很惱恨的事。然而在當時確實沒有好辦法。白天社員要在田里“龍口奪食”，只有晚上才能分糧。分糧是不需要浪費日光的，只需要在場地里點著幾盞明晃晃的馬燈，掛在周圍的高樹上。脫粒結束后一般就到了零時，分完糧往往半夜雞叫了。社員們只睡兩三個小時，就又要忙碌新一天的收割，那個大集體時代就是這般的苦。
然而再苦社員們都很興奮，一年到頭不就指望著分糧嘛！大家瞪著牛眼看著白臉會計嘩啦啦撥著算盤珠子然后喊出誰家分多少糧。那時，沒有勞力的家庭如干部家屬就有點像龜孫子，生產隊里會常有人罵他們分得不要臉。而我們家恰是龜孫子之一，我父親工作在外，我們兄弟三個年小又在上學，只有我母親一個大半勞力(女勞力只記8分工)，每次分糧不多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但令人生氣的是，每次分糧的順序都是先給有勞力的戶分，最后才給我們干部家屬家分，讓我得熬到深夜。我們好像做了賊似的，只能忍氣吞聲。因為急忙輪不上分，瞌睡蟲就來了，只好躺在裝糧的背籠上，呼呼睡起大覺。等有人喊我們家的名字時才爬起來，摸摸臉上已是濕漉漉的一層霜水。
但也有沒瞌睡的時候，那是分玉米。分玉米前要進行撕玉米殼子的勞動，這種輕松的勞動我們小娃子也能干得了，參與進去心里便有了勞而有獲的光榮感。然而更為有趣的是，撕玉米殼子的時候場地里會燒起幾堆熊熊大火，不是取暖，而是為了讓大家燒那些沒有成熟的玉米棒子吃。沒有成熟的玉米棒子我們那里叫“花米子”，燒起來香味撲鼻，又嫩又甜，凡是參加勞動的人都可以隨便吃，萌芽似的“共產主義”刺激得大家的牙齒格外地歡快，勞動的手不用說也很帶勁。遇上這種場合，大家都會吃得肚兒圓，但屁也四處放得山響。場地里就臭氣熏天，有人就罵誰的腸子爛了怎么這樣臭啊，但場子里會更加的熱鬧。
分玉米棒子常常會鬧出糾紛。因為棒子有大小，在糧食堆里不可能攙和得很勻稱，所以倒霉了就盡分些小棒子，在乎的人會把向筐里攬糧的人一頓臭罵，甚至將分的糧生氣地倒回大堆去讓重新分。這時候，隊長會發揮協調作用，熄滅雙方的火，找出一個折中的辦法。但“熄火”是暫時的，完全靠分的口糧生活的社員，怎能不計較呢，他們往往為此積下怨恨而久久不解。
那時候我是最怕熬夜分糧，原因是第二天上課老打瞌睡，沒少挨老師的教鞭敲腦殼。好在不久就包產到戶了，改革開放讓集體分糧消失而成為歷史，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記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