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日報 - 商洛之窗訊（溫 泉）從我記事起，就知道外爺家姓王，是丹江源頭鳳凰山下道岔溝(現中坪村)一戶窮得出了名的雇農，世代文盲。外婆去世早，外爺拉扯二兒五女真不容易。他請人給大舅、二舅雖然起了帶“福”帶“金”的名字，但兩個舅舅一生還是與貧困為伍。
女子命賤，是人家屋里的人，有名字無名字無所謂，外爺和鄰居們都按順序稱“幾女子”。母親是外爺家的五個女子中的老二，生于1921年農歷11月18日。她嫁給父親，父親在兄弟四人中也為老二，于是母親的角色就由二姐、老二家的、二姑、二嫂、二娘、二姨等等不停的轉換和疊加著，誰也不知道母親叫什么名字。
解放第二年秋，家鄉胡村辦起了初小，那年我上學了。報名時老師在我名字后的家長欄里寫上父親的名字，問母親的名字，我說不知道。問姓，我說姓王，老師就順手寫上“王女子”。
后來在學校，我了解到這種情況不少，許多學生的母親也是張女子、趙女子、李女子……特別是一些王姓母親也和我的母親同樣叫“王女子”。我們這些母親叫“王女子”的孩子，自然就結合在一塊，誰敢提母親的名字罵我們、欺負我們，我們就團結起來跟他斗。后來隨著年齡的增長，當時新《婚姻法》的大力宣傳，加上老師給我們耐心講解，我漸漸明白了，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里，婦女根本沒有地位。正如一首歌中唱的那樣：舊社會，黑咕隆咚的枯井萬丈深，婦女在最底層……女子無名是常事，特別是貧苦農民出身的女孩子。即使比較富裕家的女子有名字，但在那個男尊女卑的社會里，長大嫁到夫家，人們也是稱“誰家媳婦”；有了孩子漸漸地人稱“啥娃他媽”；最后終老，家譜上、墓碑上寫(刻)名字時，只能先寫上夫家的姓，第二個字寫上自己的姓，后再帶一個“氏”字。如“張王氏”“劉王氏”等等。
1953年7月1日，商縣按照中央和省人民政府的安排，開始了解放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登記。這年，我已上了三年級，是學校少先隊的中隊長。一天，駐村工作組幾位同志來到我家，批評我父親說，你是村上的干部，解放都幾年了，你媳婦連名字都沒有，真是讓人見笑……當時我也在場，就像個有文化的小大人似得說，這事包在我身上，我給我媽起個好名字……
第二天晚上，年輕的父親帶著我和村上一些人東去黑龍口街看戲。黑龍口離我們村只有五六里遠，也是區公所所在地。黑龍口街道的秦腔業余劇團在商縣西鄉也是很有名的，晚上演的是本戲《打金枝》。《打金枝》戲里說的是，唐汾陽王郭子儀壽誕日，文武百官、子婿雙雙對對前來拜壽，唯獨兒子郭艾的妻子公主未到，郭艾為此怒打公主。公主是皇帝的女兒，乃“金枝玉葉”。郭子儀害怕兒子打了“金枝玉葉”，若圣上怪罪下來，如何擔當得起？便綁子上殿請罪。圣上是明君，知道原委后，不但沒有怪罪郭艾，還稱贊他明辨事理，有男子漢氣概，還給郭艾晉升了官職，并立命公主回郭府給公婆及駙馬郭艾賠情。從此二人言歸于好，皆大歡喜。
黑龍口街道業余劇團的男旦海娃，把一個唐皇公主“金枝玉葉”演的嬌橫十足，活靈活現，臺下掌聲不斷。戲畢，我們一些小孩各自跟著大人步行向回走。我跟著父親一邊走，一邊聽父親和大人談論劇中的人和事。這時，我忽然想起了給母親起名的事，就對父親說，“大，我大媽名叫胡金葉，就給我媽起個名叫‘王玉葉’，我看很好。”父親高興地說，“好呀！我兒子有文化了，比我這文盲強，這個名字最好。”當時，剛過而立之年的父親正在上掃盲班，他這樣夸我，我心里樂滋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