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傅增湘《顧鶴逸所藏舊槧書目》推算，過云樓藏書大約萬卷，這在當時江南一代的私人藏書樓中屬中小規模。在現代圖書館的流通觀念遠未深播人心的清代，私人藏書樓的藏書不可能廣泛示人。但紙壽不過千年，正是因為顧家幾代人的嫡傳、珍愛，過云樓所藏的宋元珍本才可能流傳到今天。
誰偷過顧家的書
亂世成就藏書家也考驗藏書家。過云樓所藏古籍不少在入顧家前曾屬于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其他藏家。其中，莫友芝和劉履芬的舊藏吸引了很多學者。
莫友芝是晚清金石學家、版本目錄學家，出任曾國藩的幕僚時，曾幫助曾國藩收集因兵亂流落失散的文宗閣、文匯閣藏書。可惜莫友芝晚年寄人籬下，在一次訪書途中染病身亡，把耗費一生心血收藏的影山草堂藏書傳給后代。子嗣們很快就因生活窘迫，把這批書賣光。顧鶴逸從莫氏子孫手中大量購書。
劉履芬是光緒年間一位不得志的底層知識分子，最大的官做到過蘇州書局提調、代理嘉定知縣。由于家貧，劉履芬的藏書規模很小，據同時代學者記錄，不過八百余冊。但1990年初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卻著錄了110余種劉履芬的舊藏。
劉履芬愛書如命，能抄書、能校書，“遇善本必傾囊購之，其不能得者，手自抄錄，日課書十紙”。53歲時，劉履芬為民請命不過，自戕身亡。顧鶴逸特意收藏劉履芬《鷗夢詞》稿本。
眼見前輩藏家的血淚，顧家幾代子孫人小心翼翼，卻難逃前人覆轍。
第一個“竊書賊”是日本人。1905年前后，日本人島田翰常到蘇州訪書，顧鶴逸對這位勤勉的日本同好頗為贊賞，當他提出要借《古今雜劇》、《十段錦》、《圣宋文選》等元代珍本時，未及多想，慷慨答應。不成想這些書一去不復返。顧鶴逸多次托人催討，卻被告知，島田翰在日本因竊書入獄，在獄中上吊自盡。
1930年代，江南許多藏書樓毀于戰火，僥幸保存下來，也紛紛被后人變賣。上海漢口路、四馬路一帶的古舊書坊里，一包一包收購來的古書等著被運到北方，賣給大宗買家哈佛燕京學社和敵偽機構華北交通公司。
當時上海報紙記載：
國珍貴圖書，現正源源流入美國，舉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遺著，品類畢備，國會圖書館暨全國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發現。凡此善本，輸入美國者，月以千計，大都索價不昂——即以國會圖書館而論，所藏中國圖書，已有20萬冊。為數且與日俱增。
顧家的日子也不好過，但多年戰亂，顧家沒因為生計變賣過一本書。
顧鶴逸去世后，把過云樓收藏的1360種善本全部傳給了四公子顧公碩。據劉薔考證，顧公碩是蘇州知識界堅信“希望在延安”的第一人，1949年之前，以世家子弟的身份掩護中共地下工作者，1949年之后歷任蘇州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蘇州博物館(微博)副館長等職。
1953年，顧公碩捐了私家花園怡園和顧氏祠堂；1959年，捐獻了家藏金石書畫；“文革”開始后，顧公碩主動要求抄家，結果顧家先后六次被抄。顧公碩不堪凌辱，投河自盡。
據南京圖書館館員沈燮元回憶，“文革”后，顧家藏書并沒被立刻返還。顧氏后代給國務院打報告，告蘇州文管會，得到批復后，家藏古籍才得以全部返還。
掠版是末等藏家
目前拍賣行中流通的古籍很大一批是“文革”后返還舊主的私藏。2007年，文化部啟動中華古籍保護計劃，主要著眼于公藏單位的古籍普查、分類、修復。對私人藏家手中的藏品關注較少。
“國家應該重視私藏古籍，或讓大圖書館出面收購，國家配套資金支持；或者有目的地做些調查，總比讓拍賣會成為古籍流轉的指揮棒好。假如這次過云樓的書不被公藏單位收購，又被一個私人藏家買走，隔幾年可能價格更高。如果這批書一直在私人手上流藏，學術界永遠看不到。”劉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