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勞動年齡人口下降意味著未來勞動力總供給趨勢是負增長的，也意味著勞動力開始短缺了，資本投入的邊際回報率也會相應下降，未來正常情況下，投資增長速度也不可能保持這么快，因此，如果把這些因素加進去來估算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我們會發現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從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開始就從比較高的水平有了大幅的下降。
戶籍改革有助提高潛在生產率
日報：您最近多次呼吁中國應該接受經濟增長減速的現實，不贊成采取人為刺激經濟增長來超越潛在增長率，那是否有提高潛在生產率的辦法？
蔡昉：潛在生產率的下降是一個很正常的趨勢。但我們也希望能從生產要素的供給和生產率進步的角度來尋找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方法。其中，最直接的一條就是改變勞動力的供給，雖然總量是不可能改變的，但可以提高勞動參與率。
這就與戶籍制度改革直接相關，如果能夠通過戶籍改革提高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整個社會的勞動力參與率就提高了。我們做了一個估算，假如說在2011年到2020年間，勞動參與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一個點其實并不高——就可以導致在這期間GDP的潛在增長率提高0.88個百分點，
從另一角度來說，如果進行戶籍制度改革，農民工可以享受基本公共服務，那表明政府用公共政策的調整來代替市場工資過快增長。工資上漲是一件好事，但工資上漲過快會導致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也過快，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會出現休克的狀態，過多的企業沒有時間調整就倒閉了。
如果我們希望通過工資上漲來改善收入分配，也希望企業有機會進行必要的產業結構調整，以保證這種改善是可持續的，那么用戶籍制度改革來拉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漲工資的效果是一樣，而且這個轉移的過程還能帶來資源配置和效率提高。
我們也做了測算，如果在2011到2020年全要素生產率每年提高的速度增加一個百分點，潛在增長率也可以提高0.99個百分點，效果就更明顯了。所以我說戶籍制度改革有著立竿見影的效果。
日報：這是不是表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延緩第一次人口紅利？兩者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
蔡昉：第一次人口紅利雖然正在喪失，但還是有潛力的。當城市勞動力供給越來越不足的時候，我們是依靠農村轉移勞動力大規模進城來填補了勞動力的需求。目前這部分需求很強烈，而供給也在減少，因而就遇到了民工荒和招工難的現象。但在看到這個現象必然性的同時，我們也發現其中有一些體制的因素還在阻礙農民工更充分地轉移，戶籍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存在戶籍制度，有1.6億農民工已經轉到了城市，他們幫助推進了城市化，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是53%，但非農業戶籍占全國人口的比重只有35%，其中有十幾個百分點的差距，這表明農民工轉到城市從事非農產業，但是他們沒有得到城市的戶口。
由于沒有得到城市的戶口，他們的社會保障就不健全，就業不穩定。當宏觀經濟遇到周期性波動，就業崗位減少，農民工自然就返鄉。此外，城市職工正常的退休年齡是60歲，而農民工某種程度上四五十歲就退休了。這兩個原因導致農民工勞動參與率的降低。
農民工已經成為中國勞動力的主體，城市就業中存量有三分之一都是農民工，增量有三分之二是農民工，他們勞動參與率的降低會大幅拉低整體的勞動參與率。在勞動年齡人口整體不再增長的情況下，勞動參與率再降低，供給就成問題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一個一邊轉移、一邊又制造新的剩余的過程。隨著農業生產機械化的提高，農業所需勞動力就會進一步減少，劉易斯拐點雖然出現了，但嚴格來說，還有大量機會把農村勞動力向外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