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業內人士介紹，建設工程項目一般按照工程進度結算工程款，許多建筑施工企業只是按月發給農民工一定的生活費，工資到年底或工程完工時集中結算，并非依法按月足額發放工資，一旦建設單位與施工單位發生經濟糾紛，農民工往往“躺著中槍”。
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說，這實際上是將經營風險轉嫁給勞動者。如果按照這一邏輯，那么所有制造業企業都能以產品沒有賣出或者貨款沒有收回等為由不按月發放工資。
“施工單位出現的拖欠工資問題，多數是經濟承包糾紛與勞動糾紛交織在一起，形成了很長的債務鏈，增加了解決欠薪的困難。”邱小平說，“只有打破這樣的‘規則’，讓經營風險與勞動債權分離，才能更好地解決欠薪問題。”
直面“討薪難”，干部作風的“試金石”
跑斷腿、門難進、錢難要，維權難度大、維權成本高，讓農民工討薪路上常常寒心。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等專家認為，治理欠薪，從中央到地方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許多城市還建立了農民工維權中心，治理這一頑癥關鍵在于“落實”二字。
湖北籍農民工安國明在沈陽市于洪區多次討薪未果，他的遭遇經新華社報道后，政府部門迅速召集開發商和建筑商協調，并很快拿出解決方案。一個星期后，安國明拿到了15萬元的工錢。拿到錢，安國明感到很心酸。“去了區農民工維權中心七八次，不如媒體報一次。”他說，“我們感覺不是政府管不了欠薪，而是有沒有把農民工的事放在心上辦。”
“這就是工作作風實不實的問題。”遼寧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思寧說，中央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并著力糾正“四風”；對于欠薪問題管不管、怎么管，對有關部門來說是一塊很好的試金石。
此外，1994年頒布實施的勞動法規定：工資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這部法律實施已近20年，但一些條款在建筑工程等領域仍很難落地操作。
邱小平認為，嚴格依法按月足額支付勞動者工資，是避免發生農民工工資大規模、集中拖欠的制度保證。
目前，上海、北京等地已要求建筑企業勞務費結算實行月結月清制度，每月支付額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資標準。這樣，“包工頭”給農民工每月發一兩百元生活費，年底再結算的“年薪制”被終結。
許多農民工還呼吁，要提高欠薪者的違法成本，讓討薪不再“越討越虧”。
在沈陽打工的農民工游鵬和11名工友討回了被拖欠的1萬元工資，但算來算去還是虧了。他說，討薪耽誤了工時加起是44天，按大工(9人)每天200元，小工(3人)每天100元計算，損失了7900元。車費生活費每天15元，又沒了660元。1萬元工錢，實際上到手的只有1440元。
針對農民工討薪維權被推來推去的現象，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中心主任鄭秉文等專家建議，將欠薪和討薪問題納入政府考核目標；同時，整合各職能部門資源，統一應訴渠道，形成各相關部門齊抓共管的“首訴負責制”格局，以剛性措施嚴格執法，從根子上解決欠薪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