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村官得到的扶持不過3萬元、5萬元、10萬元，但如果“鉆空子”現象成為普遍現象，將給地方財政以及村官隊伍名譽帶來損失。翟雅楠建議，提供“資金扶持”的主體部門，應當制定一套詳細的監督管理機制，“扶持到位的同時，也應該有監管。雖然金額不大，但這筆錢到底用在哪里、有沒有用好、如何使用的，還是應該監管到位。”
關愛留守兒童要有實招兒
河南省許昌市許昌縣陳曹鄉楊劉村大學生村官李聰最近剛剛當選為村黨支部副書記，她最關心的就是村里的留守兒童以及農民工勞務輸出兩大問題。
據介紹，楊劉村400余戶村戶中，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留守兒童，全村幾乎家家都有青壯年在外打工。
有一次，村口一戶農民家中傳出兒童的哭喊聲。鄰居走近后發現，一名老農躺在地上不能動彈，身邊站著剛滿6歲的孩子，淚水伴著臉上的污漬順面頰淌下。
這件事兒對李聰觸動很深，“孩子還小，父母都在西安打工，老人病倒了誰來照顧？誰來照顧孩子？”那一次，老人被村委會送去醫院，孩子交給了附近鄰居暫時照料。
盡管前不久村里蓋了一個活動廣場，孩子們有了玩耍的地方，但對于父母不在身邊的孩子來說，這點“關愛”實在算不了什么，“到處都在說關愛留守兒童，但光靠這種沒有落到實處的‘關愛’怎么夠？”
李聰建議，相關部門可以通過統一組織農民工“抱團”外出打工的方法，稍稍緩解留守兒童問題，“能就近工作的就近，不能就近的一定要‘抱團’。”她認為，“抱團”打工一方面可以在工資發放上集體維權，另一方面可以由勞動力輸出地政府出面，與用工單位“討價還價”，“比如在務工地給孩子們上個托兒所、幼兒園，可以讓他們帶著孩子打工。”
菜價波動苦了農民，政府須合理引導種植
每次下村調研走訪，山東省東營市東營區牛莊鎮魏家村大學生村官魯俊香總會被村民們圍攏著脫不開身，“你是大學生村官，你給想想辦法，能不能幫俺把這一地的菜給賣了？”
面對這樣的要求，魯俊香有些無奈，然而更多的是一陣心疼，“2010年、2011年兩年，我眼睜睜看著村里棉花大戶和一群跟風種棉花的村民虧得血本無歸。”她告訴記者，2010年時棉花價格“奇高”，每斤能賣7.5元，此后全村農民頂著農藥、人工價格上漲跟風種棉花，到了2011年，棉花價格一下子跌至每斤3.5元左右，“連我看著都心疼。”
魯俊香建議，基層農業部門定期進行市場調研，并將每年建議種植的經濟作物向農民公布、宣傳，“除了農技站開設的種養殖技術推廣課，是不是可以再偏重一些市場、經濟類課程，教會農民在什么時間段種什么作物能掙錢。”
擔任村官數年來，小魯見村里開過不少“有一搭沒一次”的培訓課，這種課，愿意放下手頭活兒來聽的村民少得可憐，“偶爾來講一次，沒什么效果。應該形成一個長期的制度，每到播種季節就開課，告訴他們種什么、到哪里買種子、怎么挑種子、怎么種植、種了怎么賣等。”
她說，只有真正實用性強的課、能幫助村民致富的課，才會有人來聽。
集體土地收益分配期待“規則”
一到村集體土地收益分配的當口，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遙觀鎮劍湖村村主任、大學生村官王丹就開始發愁，“每年到了這個時候，矛盾糾紛不斷。”
王丹介紹，常州地區經濟較發達，村集體經濟主要依靠出租土地給生產加工型企業支撐。一般的村子能有五六十家大小企業入駐，大村能有近百家企業入駐。村集體年產值較多，大村一年能有二三十億元，王丹所在的劍湖村年產值約四五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