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地時間24日起，由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任命的“在執法工作中推進種族正義和平等專家機制”專家小組開始對美國的6個城市進行為期兩周的實地走訪，就種族正義和警察執法等長期存在的問題進行調查。
該專家小組是為了回應2020年5月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殺后的廣泛抗議而成立的。
聯合國方面表示，專家小組將審查美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的有關法律依據和執法程序，判斷它們是否符合國際人權標準，并將提出建議，以支持打擊系統性種族主義和過度使用武力的努力。
據悉，這個小組將在今年秋天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54屆會議上提交一份調查報告。
“這個制度從有美國那天起就定了”
很多美國民眾非常期待聯合國調查小組的到來。
“母親反對警察暴行”組織創始人科莉特·弗拉納根表示，“法外處決”在美國警務工作中越來越常見，她的兒子就是在2013年被警察殺害的，“這種警察的致命暴行是對人權的重大侵犯，而非洲裔受害最深”。
她希望聯合國調查小組切實敦促美國政府履行《世界人權宣言》和其他國際人權公約規定的義務。
然而，這一反復被美國民眾表達的愿望能否實現，前景并不樂觀。
弗洛伊德事件曾激起席卷全美的反種族歧視和反警察暴力抗議活動。然而近三年過去了，非洲裔美國人的厄運并沒有絲毫改變。
就在聯合國調查小組到來前不久，美國俄亥俄州薩米特縣特別大陪審團剛剛完成了對一起警察暴力執法致非洲裔死亡案的調查。
但他們得出的結論卻是：去年6月在該縣阿克倫市槍殺非洲裔男子杰蘭德·沃克的8名涉事警察對武力的使用“在法律上是合理的”，不應受到指控。
類似的大量慘劇早已證明，針對非洲裔的警察暴力并非獨立存在的現象，而是根植于美國系統性種族主義國家傳統中的舊傷沉疴。
在警察暴力執法屢屢發生、涉事人員卻很少被追究刑責的長期不良影響下，美國警察在執法過程中越來越傾向于按照“內部規則”行事，導致不必要的殺戮反復上演。
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巨大輿論壓力，曾迫使美國政府提出《喬治·弗洛伊德警務公正法案》，旨在強化對警察不當行為的問責。
但在黨爭極化的政治現實下，不僅這一法案早已胎死腹中，與此相關的其他警務改革努力也紛紛遭到扼殺。
事實表明，在這個發跡于滅絕原住民、奴役非洲裔等種族主義暴行的“世界第一強國”，白人至上和強者獨存的基因早已深植于制度、文化和社會的每一寸肌體。
正如美國非洲裔作家蘇珊·威廉姆斯·史密斯所說，美國的締造者們在這個國家奴隸制度的實踐上都是“共謀者”，他們推動的政策和實踐從一開始就明顯地歧視非洲裔，并在此基礎上塑造了美國的警察制度。
“我們似乎正在夢游般走向災難”
非洲裔在美國執法和司法體系中遭受的不公對待，只是美國對弱勢群體“系統性不公”的一個突出部分。
美國有著西方世界中最嚴重的貧富分化。
而種族貧富差距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大，當前的情況已接近上世紀50年代種族隔離制度結束前的水平。
美國在提供全民醫保方面的失敗，加劇了貧富差距給少數族裔造成的傷害。
作為沒有實行全民醫保的西方國家之一，美國的醫藥、醫療價格高居全球之冠。受此影響，非洲裔患者獲得有效醫療服務相比白人患者要困難得多。
更有研究顯示，貧困已成為美國人的第四大死因。而少數族裔更可能陷入貧困，從而預期壽命也更短。
然而，在政治極化的趨勢下，民主、共和兩黨在幾乎所有問題上尖銳對立。
控槍、墮胎、移民、基礎設施建設、應對氣候變化、醫療等社會保障等各個關乎民眾基本權益的領域，無一例外地成為了政客謀求私利的籌碼，使得美國的“系統性不公”遲遲無解并被不斷放大。
有澳大利亞媒體指出，如果用公認的基尼系數等指標來衡量，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在過去30年里顯著加劇。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測算，美國是七國集團(G7)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這反映了美國的結構性差異，而這種差異在非洲裔身上最為明顯。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馬克斯·布特曾在文章中失望地寫道，美國人已經生活在一個民主倒退的國家。各種侵犯人權的行為正在美國發生，這是不祥的征兆。
“種族主義和貧富差距的持續存在、比其他發達國家多得多的槍支暴力，都是對美式民主的譴責……我們似乎正在夢游般地走向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