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4月23日電(國際觀察)起底“冷戰遺孽”北約之三：熱衷集團對抗的變態思維
新華社記者張遠 鄧仙來
仔細回顧北約成立與擴張的歷史經緯，不難看出這一組織自始就是一個由美國拉幫結伙結成的小圈子，為的是在冷戰中搞集團對抗。如今冷戰已經結束30余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為了證明其存在的必要性，仍在不斷鼓吹集團對抗。“冷戰的遺孽”正在全球策動“新冷戰”。
延續冷戰思維
冷戰初期，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12國于1949年在華盛頓簽訂《北大西洋公約》。公約規定，締約國任何一方若遭到武裝攻擊，應視為對全體締約國的攻擊。這些國家由此形成軍事聯盟。面對來自北約的壓力，以蘇聯為首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于1955年成立華沙條約組織，從而在歐洲形成兩大集團對立的局面。
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華約解散、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人們本以為北約也會與華約一樣退出歷史舞臺，更安全的歐洲秩序和世界秩序即將到來。但出人意料的是，北約不但沒有解散，反而不斷擴張。冷戰40余年中，北約僅吸收希臘、土耳其、聯邦德國和西班牙4國。而蘇聯解體后，北約陸續吸納十多個國家，目前成員國已達30個。
北約號稱堅持“門戶開放”政策，但北約的所謂“門戶開放”存在種種復雜標準，其中一些標準模棱兩可，比如政治經濟條件和北約成員國相似、有意愿為北約軍事做貢獻等。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一篇報告道出了實情：北約的“門戶開放”政策是面向那些“聽信美國及其盟友話語的國家”。
分析人士認為，北約中實際掌握話語權的是美國，只有認同所謂“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國家才能得到美國批準加入北約。這種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做法是冷戰思維的延續。俄羅斯曾提出加入北約被拒就是例證。
熱衷制造對抗
北約內部在冷戰結束后對其存續和戰略目標也有不小的爭論，但北約通過多次更新其戰略概念闡釋其存在意義，對沖了內部的“離心力”。審視北約這些戰略概念的演變，不難看出其核心就是持續不斷地塑造新的敵人并與之對抗。
1991年，北約羅馬峰會通過《聯盟的新戰略概念》。由于蘇聯的威脅已經消失，考慮到當年海灣戰爭的因素，北約把有關應對威脅的表述寬泛化，內容涵蓋應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國際危機事件。
1999年，科索沃戰爭爆發，北約戰略概念中又添加了處理地區危機的職能。
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后，反恐成為全球熱點。北約在幾年后更新戰略概念時又添加了應對恐怖主義威脅的內容。
2021年，北約拋出新的戰略概念“北約2030年議程”，在將俄羅斯列為主要對手的同時炒作“中國威脅”，宣稱要減少各成員國在威脅認知上的差異，要加強政治融合。
可以看到，北約的目光早已不再局限于歐洲范圍，它的黑手越伸越長，從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到眼下的俄烏沖突乃至“印太地區”，北約不斷鼓噪威脅和對抗。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羅伯特·韋德在一篇分析文章中寫道，渲染外部敵人的威脅，實際上是為了黏合北約內部成員。
不少分析人士認為，美國一再為烏克蘭局勢“火上澆油”，促使俄烏沖突升級，目的之一就是迫使歐洲拋開在北約戰略概念上的分歧，加強歐洲與美國的政策捆綁，這樣自然就能消解北約冷戰以來的“身份危機”。德國《商報》評論，這場沖突對“腦死亡”的北約起到了起死回生的效果。
違背歷史潮流
一些媒體和分析人士指出，北約作為冷戰產物，秉承過時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搞集團對抗，追求“絕對安全”，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包括在俄烏沖突中的“拱火”行為，北約的所作所為毒害地區與世界和平穩定，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安全隱患，違背廣大發展中國家意愿。
美國《外交官》雜志指出，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在應對烏克蘭危機上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有著明顯分歧，“這些國家的態度反映了對加劇地緣政治對抗做法的警惕”。
拉丁美洲新聞社評論，俄烏局勢緊張時北約和七國集團召開峰會，北約談論武器，七國集團甚至沒有停下來看看通脹水平、失業率、新冠疫情以及世界各地的大量難民。在布魯塞爾，他們只談論火藥，而不是食品或藥品。
挪威東南大學教授、《全球政治中的俄羅斯》雜志編輯格倫·迪森發表的分析文章認為，世界正向多極時代轉變，北約卻自我定義為一個“永恒的力量”。在北約霸權的語境下，入侵成了人道主義干預，政變成了民主革命，而顛覆政權成了促進民主，炮艦外交成了航行自由，酷刑成了強化審訊技巧，勢力范圍成了一批治理有方的國家，軍事集團擴張成了歐洲一體化，支配成了從實力地位進行談判，清除烏克蘭媒體和政治反對派成了捍衛民主防止俄羅斯發動混合戰爭，而俄羅斯要求北約保證不搞擴張主義則成了侵犯民主與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