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中國科學院院內，傅鈺站在斑駁的樹蔭中，指著眼前一棟即將竣工的樓房說：“那是我們微生物研究所新建的實驗樓。里面會有我的新實驗室。”
今年１月，４０歲的傅鈺離開美國哈佛大學，回到中國。他期盼新實驗室的建成能使自己盡快投入科研中。“在國際上，科學家出成果的最佳年齡是３５到５５歲，這是黃金期，時間寶貴。”傅鈺說。
為吸引更多處于“黃金期”的海外學者回國，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中國正式啟動“青年千人計劃”。此舉旨在為今后１０年至２０年中國自然科學、科技產業發展提供支撐。而隨著大批“海歸”精英進駐高校與科研機構，許多人也更加期盼中國能收獲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
今年上半年，清華大學和中科院物理所宣布，它們的團隊從實驗中首次觀測到量子反常霍爾效應。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名譽院長楊振寧說，這項成果堪稱諾貝爾獎級科研成果。
去年，中國科學家領銜完成大亞灣中微子實驗，發現中微子第三種振蕩模式。這項世界級成果被美國《科學》雜志評為２０１２年十大科學突破。
中共十八大作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部署，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最近，中共最高決策層首次將集體學習“課堂”搬到紅墻外的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近一年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創新驅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這愈加激發了公眾的渴盼。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也成為時下熱議的“中國夢”的內容之一。
“從歷史分析看來，諾貝爾獎是鼓勵原創性、基礎性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沉淀和檢驗。”傅鈺說，“中國科研在基礎領域還是有較大差距，因此追趕尚需一定時間。”
“科學界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做出原始性重大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上，到那時贏得諾貝爾獎的夢想自然會實現。”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與材料科學學院教授徐航勛今年３月回國任教，成為“青年千人計劃”入選者。
許多“海歸”學者認為，更重要的是改變中國國內的科研環境和氛圍。目前，中國在科研領域的投入很大。但是科研的推動需要多方面因素。
對徐航勛這樣的科研工作者來說，經費已不是最大問題。２０１３年，中國用于研究與試驗發展的經費支出在ＧＤＰ中所占比重將達２．０５％。這是中國研發經費占比首次跨過２％門檻。研發經費與ＧＤＰ之比反映出一國在推動自主創新方面的投入和努力。
但困難仍然很大。徐航勛的實驗室一切從零開始，大到實驗儀器，小到螺絲、螺母，都需要親自購買。
前不久，他曾向上海和寧波兩家公司定購容器瓶，但他們均表示無法制作。徐航勛只好自己畫草圖，找玻璃工按圖制作，然后將“模型”寄給公司生產。“中國的實驗儀器廠家很多，但缺乏統一標準。”他說，“在美國就不會遇到這種情況，我們需要做出更多改變。”
同為“青年千人計劃”入選者的清華大學地學中心副教授林巖鑾在國外生活了１１年。他認為中國對科研工作的評價有點著急，考核過于頻繁，研究人員不得不拿出大量時間來應付各種報告，很難沉下心做基礎研究，“然而，諾貝爾科學方面的成就需要一個團隊默默工作幾年甚至十幾年”。
不少科學家認為，缺乏原創、缺乏認真和執著，是中國人尚未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重要原因。
林巖鑾說，除了頻繁的考核，中國對科研成果的認定過于看重文章數量和ＳＣＩ期刊引用，忽略了科研成果的轉化和實際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