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我們近些年發表的高水平論文數量有所增加，但必須承認的是，我們的醫學科學研究水平與科技先行國家還有較大差距。我們在個別研究方向的個別點上有所突破，產出一些能發表在高水平期刊的一流成果，但這些點還沒有形成面。”在近日舉行的第九屆“柳葉刀—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與健康大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坦陳。
“當前的重要任務依然是打好基礎”
“《柳葉刀》過去200年發表的論文中，來自中國的只有約1200篇。”王辰分析，這些文章大部分是基于中國本土疾病特征、人群特征等來完成的，“我們對于人類共同的挑戰和難題的研究，關于原理性問題的研究，貢獻還是較少的。總體來說，我國醫學研究水平和我們所服務的人口、醫務工作者的數量，以及我們承擔的職責和使命尚不匹配。”
“當前的重要任務依然是打好基礎。”王辰說，與科技先行國家高效的醫教研融合體系相比，我國雖有龐大的臨床醫師及臨床資源，但開展的高水平醫學研究卻顯著不足。近年來，我國頂尖科學家數據攀升至全球前列，總人數僅次于美國，但是醫學領域頂尖科學家，尤其是從事臨床醫學研究的頂尖科學家嚴重缺乏。
將臨床能力與學術水平分開評價
今年早些時候，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在北京、上海、武漢等地開展了醫學科研資助需求與政策調研。隨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竇賢康向媒體透露，計劃明年進行試點，加強對臨床醫學科學家的資助力度，為愿意做科研的優秀醫生單列一個賽道，增加杰青名額。竇賢康當時表示：“我們要求申請者是一個好醫生，同時也要有興趣做科研，鼓勵他們與做基礎研究的科學家合作。”
王辰持同樣的觀點。“每一個醫生都應該搞科研，哪怕是村醫，也要對病例進行分析總結，進行質樸的研究。我國目前尚無專門的醫學科學資助體系，如果自然科學基金能單列一個資助醫生的渠道，可以提升醫學的研究水平。”
然而，要求醫生一定發論文卻是個有爭議的話題。當論文數量、影響因子成為評職稱與晉升的主要指標時，“輕臨床重科研”的現象被廣為詬病。此前一些期刊通報的論文造假案例中，醫學也是重災區。
“這是因為我們對醫生的職業發展路徑設計不清晰。”王辰分析，國際通行做法是，醫生可以選擇以科研為主，也可選擇以臨床為主，或二者兼顧，這三種路線有不同的發展路徑。“我們的醫生職稱分為住院醫生、主治醫生、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等，不管你是側重科研還是臨床，都是一個考核標準，將臨床工作能力與學術研究水平混同評價，這就出現了很多奇怪的現象。”
“雖然我們近年來對醫生的評價體系做了許多改革，但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是要將醫生的職業發展路徑設計得更清晰、更科學。”王辰說，如果將醫生的職稱職業發展分為兩條路徑，一條為醫療路徑，以醫療工作為主要指標，職稱為主治醫師；另一條路徑為學術路徑，以學術研究水平為考核指標，職稱設為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一名醫生可以只選擇醫療路徑，職稱只評至主治醫師，依據醫療工作的質和量決定薪酬；也可以選擇同時在學術路徑上發展，另外再評定學術職稱。“由此，不再存在醫生‘需要不需要寫論文’的困擾。”
全方位培養多種類醫學人才
從更長遠的醫學人才培養角度看，王辰一直強調，醫學一定要打破只是主要基于生物學的局限，而應該和多學科結合，體現醫學本源的多學科性。
“醫學的基礎不僅僅是生物學，自然科學中的理學和工學，社會科學中的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等，人文學科中的哲學、藝術、文學等，都是醫學的基礎學科，我們應該把這些學科的基因植入到醫學的機體里，培養出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中國復合型醫學人才隊伍。”王辰說。
北京協和醫學院2018年推出的醫學專業“4+4”培養模式改革試點班正是踐行了這一理念。從今年4月開始，北京協和醫學院分別與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攜手創辦本科與博士相銜接的“協和醫班”，并按照“4+4”學制，培養復合型醫學人才。
“我們希望依據正確的學理重塑醫學教育體系，培養一批能夠以多方面、多種思想與方法解決關鍵問題，有效維護人類健康的多種類醫學人才。”王辰說。
（記者 操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