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今年7月劃定教師禁禮“6條紅線”之后，教育部針對師德走樣現象又一次亮劍——
“紅七條”能否筑起師德底線？
自教育部9日正式公布《關于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后，其首次為高校教師劃定的禁行行為“紅七條”便迅速引發熱議。這也是自去年9月出臺《關于建立健全中小學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今年7月劃定教師禁禮“6條紅線”之后，教育部針對師德走樣現象的又一次亮劍。
可尷尬的是，就在“紅七條”話音未落之際，四川美術學院11日便被曝出退休副教授王小箭在校外餐廳騷擾女學生。盡管川美隨后即表示將取消王在校內從事教學、科研和學術活動的資格，降低其退休待遇，但這在讓“紅七條”多了一分“正當其時”意味的同時，更是令人深思：這七條禁令究竟能否筑起師德底線？不讓“紅線”變成“虛線”，又需要什么樣的制度與環境？
“名利思想重，育人思想薄”成高校師德突出問題
性騷擾、學術造假，甚至有極個別教師在課堂上宣揚分裂國家的極端思想……一段時間以來，高校教師因敗德行為而上新聞頭條的次數和頻率令人側目，也讓本應“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高校教師形象蒙塵。
“這些問題雖非主流，但危害極大，腐蝕著高校教師的群體道德，對大學生的健康成長產生了許多消極影響，成為高教質量下降的重要因素。”首都師范大學教育法學首席專家勞凱聲教授表示。
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顧明遠則用“重要、及時”四字評點此次文件的出臺。“重要，是因為高校教師是社會最高層次的知識分子，是青年的導師，社會風尚的引領者。高校教師的職業道德不僅關系到青年學生的成長、高校的人才培養質量，而且影響到整個社會的道德風尚。及時，是因為當前我們的教育正在遭遇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挑戰。社會各種思潮通過各種信息媒體向學校奔涌而來。如果我們不能用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加以引導，我們的青少年可能就會迷失方向，走入歧途。”
那么，此次意見的出臺是否找到了高校師德建設的“七寸”所在？
勞凱聲曾帶領團隊就高校師德建設在全國60余所高校進行過深入調研。結果顯示，高校師德主要存在的三大主要問題是“重科研，輕教學”(57.8%)，“名利思想嚴重，缺乏奉獻精神”(53.3%)，“育人思想淡薄，敷衍教學”(47.6%)。“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這三個選擇比例較高的問題都涉及高校基本功能即‘人才培養’，將矛頭對準的是教師的‘教書育人’角色的失調。”勞凱聲說。
而在對于現有高校師德規范作用的看法上，47.2%的教師認為作用很大或較大，52.9%的教師認為作用有限、不大或者幾乎沒有作用；在師德規范運行配套機制建設上，只有38.8%的教師明確表示所在學校建立了處理師德問題的專門機構。
“近年來，我國高校教師職業道德存在規范不斷完善、但規范化程度不高，過于理想化、建設力度不大等短板，加強和改進師德建設已經成為一項刻不容緩的緊迫任務。”勞凱聲說。
師德建設，“長”如何延續，“效”怎么彰顯？
“紅七條”出臺后，有質疑蒙羞的，也有擔憂落實的，但對于其純潔教師隊伍的初衷卻都是拍手點贊。
可問題在于，盡管近年來有關部門屢屢就師德問題發文，敗德事件卻屢禁不止。
“作為一項軟性的道德指標，即便有著‘一票否決’的決心，難以量化的師德也還是容易被人忽視。”有專家指出，長期以來，“視情節酌情處理”的原則使得在敗德事件上缺乏情節認定、執行處理的標準，給打擊和處理敗德事件留下很大的空間，“實際上讓處理無從下手，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程方平則將矛頭指向現有的制度環境，“涵養師德，需要激濁揚清的制度環境和引人向善的政策導向。以學術不端為例，曾有學者剽竊一位已去世知名教授40萬字的論著，最終卻只被判處2萬元賠償。如果違法亂紀的成本太低，師德建設就只能是一紙空文。”
種種沉疴，也讓此次意見中明確提出的“長效”二字，“長”如何延續，“效”又如何彰顯，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此次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包括教育、宣傳、考核、監督、激勵和懲處相結合的六大機制。”教育部教師司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統一規劃、協調而動成為此次《意見》的要義，包括將優秀教師請進課堂，結合教學科研、社會服務活動開展師德教育；將師德宣傳作為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師德考核作為高校教師考核的重要內容；將師德建設作為高校教育質量督導評估的重要內容；將師德表現作為教師評先評優的首要條件等。而對于違反“紅七條”行為的，則要依法依規給予相應處分。
“此次明確高校是師德建設的責任主體，主要負責人是師德建設的第一責任人，并要求高校明確牽頭部門，由相關責任部門組成師德建設委員會，建立一崗雙責的責任追究機制。”該負責人表示。
解決師德危機，還需多方面入手
值得注意的是，與此前發布的《關于建立健全中小學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不同，此次教育部對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構建只是給出方向性意見的導引，其中提出“各地各校要根據實際制訂具體實施辦法”。
從紙上的長效機制變成現實中的社會規范，高校應該怎么辦？
“兩個方面是最重要的：一是師德的遵守，二是對敗德行為的監督處理。”勞凱聲表示，“要建立系統、明確、可操作的師德規范體系，使教師在教育教學過程、學術活動和社會服務中和大學在師德考評中有章可循；各高校應通過設立專門師德建設機構、建立師德考評制度和師德檔案制度等方法，完善高校教師道德評價與處理機制。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高校教師權益保障機制，明確教師合法權益，全面、客觀、公正地評價教師的工作。”
東北師范大學黨委書記楊曉慧則認為，應把“師德為上”在高校落細、落小、落實，使其成為高校教師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要將師德為上體現在零零碎碎的小事小情之內，如一堂精彩的課、一場深度有益的師生對話等；要選樹‘小人物’，充分發揮師德先進典型的示范引領作用，引導高校教師崇德向善、見賢思齊；還要將解決師德問題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理順高校教師職務(職稱)評定、崗位聘用、工資待遇、評優獎勵等方面的體制機制，為高校教師加強師德修養創造良好的實踐條件”。(本報記者 鄧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