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第一考”的高考，給人們的印象應該是監考極嚴。但就是在極為嚴格的監考之下，仍有一起跨越湖北和河南兩省的有組織高考替考案在近日曝光。河南省招辦通報稱：2014年河南省已查實違規違紀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人。教育部對此已派工作組趕赴河南省、湖北省指導督辦調查。
替考案并非今年才有。2006年的陜西洋縣高考替考案，2007年的安徽碭山高考替考未遂案，2008年的甘肅天水高考移民替考案等，都曾轟動一時。為了防止替考，身份證識別儀和指紋識別等高技術手段在高考考點被廣泛應用，有的考點甚至用上了人臉識別儀器。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此次曝光的河南高考替考案中，技術防偽等措施在考務人員的“監守自盜”之下，基本形同虛設。一個細節被媒體廣為報道：一名女“槍手”在驗證指紋膜時，驗證機一個勁地報警，監考老師分明已經發現了其中的破綻，卻還是讓其通過了驗證。
綜合過往的高考替考案，不難發現，多數都有考務人員的參與。再好的技術措施，再嚴格的程序規范，“把關人”出了問題也是枉然。所以說，責任機制比技術手段更重要。責任不到位，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總會有少數考務人員突破紅線。遏制高考替考和遏制其他違法犯罪行為一樣，都要強化責任機制，通過大大提升舞弊者的風險，讓替考者不敢為。
從個案來看，對舞弊者的責任追究提升空間仍然巨大。依《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考生參加考試的，一律取消本次考試所有科目成績，并視情節輕重同時給予暫停參加高考、各種國家教育考試1至3年的處理；對替他人參加考試、組織作弊的在校大學生，還將按照《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給予開除學籍處分；構成犯罪的，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針對考生的“暫停高考1至3年”，能否防范該考生變換身份再次參加考試？而對考生來說，替考行為的主要決策者可能并不是考生自己，而是其父母或其他監護人，這些人員的責任如何追究？替考從零星個案發展到今天的有組織犯罪，幕后策劃者的責任在法律上又如何處置？據稱在高考前幾個月，一些高校頻現招募高考“槍手”小廣告，我們的公安機關和教育部門能否將情報收集的觸角伸得再長些，將案件的查處再提前些？在高考監考技術手段升級的同時，也應讓高考舞弊責任機制再升級，讓查辦高考舞弊的調查或偵查行為再升級。
(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