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考場在外界看來紀律森嚴，然而就是這樣，河南仍然出現了震驚社會的考場替考舞弊大案。截至昨日，河南方面證實已查出7名疑似替考人員，并表示對教育系統內部參與作弊人員，一旦查實，將嚴肅處理，直至開除公職。
這樣的說法，立刻引來了包括法律專家和輿論的唏噓。因為多年來，考場舞弊大案層出不窮，吉林松原、廣東電白、湖南嘉禾、河南濮陽、甘肅天水……無不體現著高考舞弊在一定程度上早已產業化、群體化。相比于舞弊產業鏈的成熟，高考懲治手段卻捉襟見肘。因此，“考試立法”、“舞弊入刑”的呼聲再度高漲。
有錢能使鬼推磨，7萬元打點一個考場，監考老師就這樣被收買，一路綠燈。然而，法律在判決時，卻常常找不到適用依據。除了涉案考生被開除和禁考，花錢者和收錢者往往影響很小。有鑒于此，以法律確定各個環節的罪名和處罰標準，確有必要。因為出售考場作弊設備的人都能以“竊取國家機密罪”判刑，收錢破壞考場秩序者焉能逍遙。
然而，自2005年《考試法》出了個方案后，就爭論不休，10年沒有動靜，足見立法者的謹慎。《考試法》不是處罰法，它要考慮的是整個考試系統的管理和規范，替代不了《刑法》。如果立法缺乏執法環境、執法主體，很可能陷入空置的尷尬，類似立法教訓已是很多。
所以，面對猖獗的考場舞弊，寄望于《考試法》未必現實，從根子上治理才是當務之急。我們看到，河南替考案，組織者稱客戶非官即富，歷年查處的案件中，招生辦、教育局、公安系統官員都參與其中。這說明，是權錢交易和腐敗導致考場淪陷。如果能明確這一點，打擊就有了重點，適用法律就有了名目。當政府、教育和司法能形成共識，展開考場反腐，肅清考風和官風，這將比一部雖然完善卻遙遙無期的《考試法》更管用。（何剛 金陵晚報首席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