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學校的電話終于來了。通知兩件事：一，小可樂錄取了，這讓黃勇覺得終于“上岸了”；二，贊助費要交，但是只收支票，不收現金、不刷卡。“這是怎么回事？我去哪弄支票？去銀行開個人支票，但是學校又不收，必須是對公支票！”黃勇有些懵了。
跟中間人打聽了之后，得知這是今年的新規定，必須照辦，要不然，到手的錄取名額就“溜”了。沒轍，找地方開支票吧。自己單位和妻子的單位，黃勇都問過了，需要走的程序太多，麻煩不說，又得托人，而且時間上根本來不及。
情急之下，黃勇想到了開個體公司的大學同學李巖（化名）。李巖自己經營了一家有幾十個員工規模的小公司，雖不起眼，但是可以開對公支票，這對黃勇來說就足夠了。
聽說是孩子的事，李巖二話沒說，答應幫黃勇開支票。從黃勇手里接過10萬元現金的時候，李巖特仗義地說：“別謝我，這都是該做了。我孩子也快上小學了，你這算是先走一步，給我攢點兒經驗。”
拿著對公支票，黃勇去學校交贊助費的時候，還被要求簽一份贊助協議，以證明這筆錢是自愿贊助給學校的。支票交了，協議簽了，黃勇只拿到一張收據，“就是在小賣部里才能看見的那種薄薄的一張紙，沒有發票。”
手續辦完，小可樂的“牛小”之路終于打通了。黃勇還是心有余悸，“真是太累了，不知道‘小升初’的時候要不要再來一次。”
最讓黃勇不能理解的是，為什么還得對公支票，“又不是每個家長都是開公司的，哪那么容易開對公支票的？”而且，他還聽到別的“牛小”家長的“遭遇”一個人開對公支票都不行，還必須是8個家長聯名開對公支票，學校才收。
借口公對公的贊助費
傳統意義上來說，黃勇交的是一筆擇校費，這是相關部門明令禁止但卻屢禁不止的。如今，擇校費以贊助費、共建費等新的名稱繼續在“幼升小”、“小升初”、幼兒園入學等教育階段廣泛存在。
黃勇的遭遇，并非個案，記者了解到，今年“幼升小”，很多“牛小”都不再收現金，而轉收對公支票。“對學校來說，采用對公支票的形式，比以往收現金要安全很多。”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
相關部門明令禁止的是“向學生收取與入學掛鉤的任何費用”，但并不禁止企業向教育機構進行捐贈和資助。家長拿著對公支票到學校交錢，錢并不會直接劃到學校的賬上，而是存到區教委指定的銀行賬戶或者教育基金賬戶上，然后再由這些賬戶按照一定比例返還給學校。家長拿到的一般是一份“某某公司自愿捐贈”的收據，有的甚至連收據都拿不到。如果相關部門真的到學校查賬，這些支票形式的贊助費與學生之間并沒有直接聯系，學校方面不存在違反規定的嫌疑。
像黃勇這樣的家長，即便手握收據，也形成不了學校收受贊助費的證據。而且，更關鍵的是，沒有家長敢于站出來實名舉報。“好不容易才拿到這么一個入學資格，如果真的舉報了，孩子以后還上不上學了？還是算了吧，反正已經搞定了，總算松了一口氣。”
在各大教育論壇里，都流傳著北京市重點小學擇校費排行榜，各“牛小”的擇校價格從幾十萬元到幾萬元不等。有研究機構在2011年公布了數據，北京中小學因“擇校費”每年產生的收入在15億元左右。這些費用絕大多數用來改善學校的軟硬件條件。同時，那些學校花不完的“擇校費”，最終流入小金庫，而這往往引發一些職務犯罪。（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