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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人民網報道，9月19日，湛江婦幼保健醫院發生一起醫鬧案件。一名孕婦進行剖腹產手術后胎兒死亡，孕婦本人情況穩定，孕婦的親屬及所在村數十人在該婦幼保健院門口采取敲盆、燒紙錢、拉橫幅等方式，要求醫院進行賠償。警方在多次勸導無效后，強制清理了現場，其中5名人員因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被刑事拘留。
近年來，每當出現較大的醫患糾紛時，“醫鬧”似乎成了一種流行的解決問題的方式。近日，羊城晚報聯合手機騰訊網發起了一份有關“醫鬧”的網絡調查。調查數據顯示，對于醫患糾紛，有超過七成受訪民眾表示贊同“大鬧大賠，小鬧小賠”的說法。正是這樣的思維催生了廣州醫鬧案件半數是職業醫鬧的現狀。
羊城晚報記者 黃宙輝 實習生 吳大海
1 現有渠道難解醫患糾紛
網絡調查顯示，70.2%的受訪者看到過“醫鬧”，而60.7%的受訪者在就醫過程中曾與醫生或護士產生過矛盾。這兩個數據反映出當下醫患關系緊張的現象，但相應的糾紛解決機制又很不完善。關于醫患糾紛，有人說“大鬧大賠、小鬧小賠、不鬧不賠”，這樣的觀點在調查中竟有72.2%的受訪者表示贊同。
據了解，目前醫患糾紛主要依賴醫患協商、行政調解、調解委員會調解、民事訴訟等途徑，而作為調解合法依據的醫學鑒定短則幾個月，長則一年半載，讓患者家屬難以接受。若要走司法程序，同樣要耗費大量時間和金錢。部分人認為，醫療糾紛主要由作為第三方的醫學會出具鑒定結論，鑒定結果有“偏向”醫院的嫌疑。所以，部分患者在處理醫療糾紛時，不愿依靠專業的醫療事故調查和調解機制，而是雇用專業的“醫鬧”。而醫院對“醫鬧”往往采取息事寧人的處理方式，從另一層面強化了“只要鬧就能達到目的”的負向激勵。
廣東省衛生計生委巡視員廖新波就曾指出，現實中的一些醫療糾紛處置中，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往往為了息事寧人，讓一些不該醫院賠的賠了，而不是嚴格依法處置，“這也助長了個別患者家屬無理取鬧的心態”。
2 “職業醫鬧”日漸猖獗
調查數據還顯示，造成醫患雙方互不信任的主要原因中，認為是“部分醫務人員醫德不良”的占了51.5%，而認為是“患者對醫療知識錯誤認識”僅占19.3%；職業“醫鬧”的出現，有31.2%的受訪人認為是“醫患雙方關系緊張”所致，另有57.5%的人認為是“現有的法律仍不完善”。
今年4月，廣州市檢察院公布消息稱，2010年以來，廣州市檢察機關共查處“醫鬧”案件12件40人，其涉及妨害公務、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聚眾擾亂交通秩序、尋釁滋事、故意傷害、綁架罪等罪名，其中涉嫌“職業醫鬧”的6件19人，占50%和47.5%。在數年來辦理的案件中，市檢察院發現，“職業醫鬧”案件數已占穗“醫鬧”案一半，而一些外來工甚至將“醫鬧”作為解決醫患糾紛的主要途徑。
據悉，“職業醫鬧”多為社會閑散人員，常在醫院急診科、ICU、太平間等地方游蕩尋找“業務”，一旦打聽到患者與院方發生糾紛即游說患者聘請他們向醫院索賠，并提出賠償分配要求。同時，這些“職業醫鬧”利用患者家屬迫切索賠的心情，抱著“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心理，策劃、組織患方在醫院燒紙錢、停尸、設靈堂、掛橫幅，或者威脅、圍堵、毆打醫方人員。
3 醫護人員深受醫鬧之苦
某醫院辦公室副主任透露，他曾在醫院門口無意撿到了醫鬧團隊的“工作手冊”，上面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寫著他們的多種策略：跑到診室里脫襪子扒鞋、大哭大鬧，在醫院門口拉橫幅、擺花圈、拿滅火器亂噴……“那么細致的‘工作手冊’，我們卻不知道怎么應對。”該主任苦笑道，“問題在于，他不動手，你就不能動手；他動手了，你也得先取證。我們很不利。”
在鄉村基層醫療機構，醫護人員受到“醫鬧”的威脅更甚。“鄉村醫生在執業診療中風險大，困難重重，難以生存！”廣東和諧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以下簡稱“廣東醫調委”）曾收到一封鄉村醫生的來信。該鄉村醫生稱，自己是一名鄉村醫生，在整個醫療網點系統中處于最底層。而農村的“醫鬧”對比城市有過之而無不及，“目的就是索錢”。該醫生說，一般一個村有一個衛生站，一般有1到2人，而一旦發生“醫鬧”，鄉村“黑老大”糾集數十、上百人用暴力手段威脅鄉醫及家屬的人身安全，逼其“私了”。而一旦私了，鄉醫往往就是傾家蕩產。
4 應嚴厲打擊“職業醫鬧”
調查還指出，46%的受訪者認為解決“醫鬧”問題的關鍵在于“建立并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其他建議包括“均衡醫療資源(30.2%)”、“新聞媒體要據實報道(12.7%)”、“增加群眾對醫療知識了解(11.1%)”等。至于“醫鬧”是否應該受到治安處罰，甚至被追究刑責，支持(49.9%)與反對(50.1%)的比例較平均。
廣東醫調委主任王輝呼吁全社會支持保險機制，建立醫療風險分擔制度。期望政府加大力度引導保險業擔負起解決醫患糾紛的社會責任，發揮保險在社會管理的杠桿作用，更有利于化解醫患矛盾。
廣州市檢察院也建議：建立醫療服務公開透明機制，醫院要完善全程規范化服務體系，對患者及家屬公開診療內容、方案和住院病歷，使醫療處置透明化，確保患者知情權；拓寬醫療糾紛救濟途徑，設立由醫學、法律等專家組成的第三方行政調解機構，探索建立與相關部門的信息通報、醫療糾紛訴前、訴中雙向委托調解等機制，嚴厲打擊“職業醫鬧”和暴力傷醫行為，保障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