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員楊遴杰也表示，征地制度改革有兩種思路，一種是縮小征地范圍，讓農民可以流轉自己的部分集體土地；二是提高農民土地收益的比例。不過，他更贊同縮小征地范圍、讓部分集體土地自由流轉的改革方向。
■關鍵詞·利益分配
以交易稅調節農民賣地收入
如果一畝地賣了600萬元，是否600萬元全部給農民就合適？姜明安教授稱，改革也并不是這樣的思路。在農民成為農村集體土地交易的主體后，將通過征收土地交易稅，調節農民收入，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
姜明安教授舉例稱，如果所有賣地的錢都給農民，政府就沒有資金改善醫療、民生建設等方面，所以600萬的賣地錢，征收土地交易稅300萬元，農民還是樂意接受的。這樣的做法，減少矛盾，政府也有獲利。
姜明安教授認為，目前政府壟斷土地還導致了土地財政，并推高了地價和房價。他表示，如果允許農民成為土地市場的交易主體，多個主體之間有競爭，地價反而不會這么高，房價也就不會這么高。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楊重光也表示，農民交換土地，政府用稅收的辦法獲得財政收入，就解決了財政吃緊的問題。對于如何征稅，他稱應進行系統科學的研究，不光要考慮賣地農民的收益，同時要通過稅收平衡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有的地方城市化發展快，農民賣地獲益太高，也不合理。”
■關鍵詞·農民保障
農民城市化同步土地城市化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表示，未來土地制度改革的趨勢，是要讓失地農民有保障，讓農民與土地一起實現城市化。
王錫鋅表示，土地征收補償制度修改，有兩個基本的原則必須遵守。首先，土地征收是城市化發展帶來的，要保證被征地的農民生活水平不下降，有發展。其次，要有更多的利益向被征地農民傾斜，在土地管理法修訂中，要通過機制反映出來對農民傾斜利益。
王錫鋅認為，過去集體土地的征收是各個地方制定的補償標準制定，實行“一口價”，而一口價又是按照農業用地的價值來補償，與實際價值相差很遠，這是血拆和拆遷自焚事件多發的主要原因。制定農村集體土地補償標準時，要將土地與同類、同區域、同時間段的建設用地市場價格做類比，如果被征收以后被用作建設用地、重大工程，應該參考基本的建設用地的地價，將更大比例的收益分配給農民。
王錫鋅表示，未來土地的城市化應該與農民的城市化同步。因為土地對農民來說不光是一種資源，還是一種生產資料，還有社保功能，要考慮如何解決農民失去土地之后的培訓、就業、社保等，不能在征地后，將所有人員安置問題甩給社會。
此外，姜明安和于建嶸均提出，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中，應首先規定好農民對于集體土地的權利，對農民集體土地進行確權。“明確農民如何集體所有土地”非常重要。
□記者觀察
修土地管理法已到最后時刻
在今年全國兩會閉幕會上，溫家寶總理答記者問時明確表示，將制定并出臺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條例。事實上，土地管理法的修訂已經提了多年，矛頭集中在征地制度改革上。
去年1月1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補償條例，但該條例未能涉及集體土地的征收征用問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常務會議上表示要抓緊對土地管理法有關集體土地征收和補償的規定作出修改，由國務院盡早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議案。
去年4月5日的國務院第四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溫家寶總理重申了以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