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寫成于1933年，問世即將80年。80年來，《雷雨》遇到了幾代讀者，不同時代做出過不同的解讀，這部經典劇作曾被當作“革命文學”代表作，后來證實這不過是個誤會。近日，重讀《雷雨》，我甚至懷疑過它是一部反革命文學作品，然而，這也是個誤會。
1936年《雷雨》出版時曹禺在序言中說：“有些人已經給我下了注釋，這些注釋有的我可以追認——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惡’——但是很奇怪，現在回憶起三年前提筆的光景，我以為我不應該用欺騙來炫耀自己的見地，我并沒有顯明地意識著我要匡正諷刺或攻擊些什么。”為什么曹禺在革命文學盛行的年代堅稱：“我并沒有顯明地意識著我要匡正諷刺或攻擊些什么”？他還用了“追認”這樣頗令人感到勉強的詞，仿佛面對一番好意，卻之不恭。而“匡正諷刺或攻擊”描述為“炫耀”和“見地”。“并沒有顯明地意識著”這樣的話，也是模棱兩可的。曹禺還用了“有些人”這樣一個指稱，而沒有說是誰說的。我以為，曹禺是瞧不別人的評語，不屑迎合時流，語氣意味深長。
重讀《雷雨》，把自己放在民國，甚至封建社會，而不放在當下，我發現《雷雨》依舊是一部令人震撼的劇作。也就是說，《雷雨》并不專寫給革命和新社會，當然也不專寫給民國和封建社會。如果把自己放在舊社會維護者的位置，就會發現這部劇作同樣具有教諭味道。曹禺“追認”的“暴露大家庭的罪惡”，還具有另一層意思：蘩漪、周萍、魯大海等人是罪惡的，他們破壞了道統。而周樸園也曾經做過有違道統的事情，盡管改邪歸正，卻終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他的兒子和女兒上演了“藍色生死戀”，他的妻女不守婦道，最終遭天譴般橫死或發瘋。曹禺能在1936年表明“我并沒有顯明地意識著我要匡正諷刺或攻擊些什么”，可見他絕對不會無端“追認”任何東西。他給《雷雨》的序言，用了一種有彈性的語句，在不說假話的基礎上，試圖隱瞞著什么？
曹禺寫《雷雨》的本意是什么呢？曹禺自己沒有說清楚，他在1936說：“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這或許是實話，抑或當時《雷雨》被劃為革命文學，曹禺不愿再辯解，采用了搪塞之辭。這就為后人的演繹留下了空間。《雷雨》寫的只是中國30年代一家人的幾個愛情故事。莫非曹禺的本意是要寫一部純粹的愛情劇？愛情，在劇中確實是最復雜、動人的成分，人物之而活靈活現。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魯大海這個革命者為何在劇中反而略顯扁平。此外，《雷雨》創作于1933年，當時曹禺才23歲，是一個風度翩翩的清華男生，正和一個名叫鄭秀的清華大學小師妹處在熱戀之中。鄭秀的同學呂恩在《回首:我的藝術人生》（2006年1月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中寫道：“6月初，應屆畢業生曹禺未回天津，低兩屆的鄭秀也未回南京，兩人整天泡在清華圖書館。西洋文學系閱覽大廳東北一隅的長桌一端，兩人相對而坐。曹禺埋頭創作劇本《雷雨》，鄭秀用工整絹秀的字跡謄出。傍晚，兩人走出圖書館，荷花池畔、小山石上，一對青年戀人深入交談對《雷雨》人物的認識，曹禺說自己寫著寫著不知不覺迷上了蘩漪，寄予無限同情。”才子佳人階段，一個熱戀中的男生想寫的是一部愛情劇，這是很合理的猜測。何況，《雷雨》的寫作過程中，鄭秀還是第一讀者和謄寫者，愛情也是這項合作的某種起源。
“曹禺說自己寫著寫著不知不覺迷上了蘩漪，寄予無限同情。”從“不知不覺迷上”可以看出，曹禺對蘩漪的態度經歷了一個情感過程，最后才“寄予無限同情”。所以，我們讀到的蘩漪比較復雜，她可能就是“大家庭的罪惡”，如果蘩漪是“罪惡”，那么封建道統和秩序就可能是：“罪惡”的對立面。確實，假設站在維護道統的立場，我們能讀出該劇對道統和秩序的贊美，正是因為道統和秩序打破，悲劇才發生。這樣分析，顯然步入了迷途，因為我們知道蘩漪也可以分析出革命性的一面。這說明，用革命文學的眼光看待《雷雨》，得出的結論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反革命的文學。曹禺自己談到蘩漪時說：“她是一個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中交織著最殘酷的愛和最不忍的恨”。這部作品主要的藝術魅力在于描繪清楚了人的情感：“最殘酷的愛”和“最不忍的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