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靠著巨大的征服力訓練著人的本能。文明價值的實現永遠以犧牲個體的某種“自由”為代價。在這個世界上，誰能超離文明與生命的永恒沖突神仙似地逍遙？誰也不能。特別是女人。在失衡的時代面前，女人如輕飄的蒲公英遁入失去生命、從而失去沖突的自由空間，而男權依然在這一小空間里駕驅著女性永世的命運。
三、罪惡與救贖
在文化種種清規戒律的強制下，盡管人類有著命定的無法逃避的生存痛苦，但在特定的文化或文明形式下，男女兩性的生存痛苦因性別之差是不對等的，而且必然依照文化的權威性質（是父權中心文化還是母權中心文化），以及文化的二元對立狀態（兩性對抗是居于中心地位還是邊緣地位），表現出某些本質的差異。而人類文化的歷史，主要是父權中心文化的歷史，這樣的文化史背景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們特別的不幸。按照《圣經》的說法，人類生來有罪，即原罪，亞當和夏娃違抗了上帝的意旨，偷吃了伊甸園里智慧樹上的禁果。在他們能辨善惡、知羞恥的同時，他們已經犯了罪。
這種“罪”在《玫瑰門》中則表現為女性肉體的覺醒，情欲的世俗化。鐵凝展現了女性的原欲世界，從性的角度考察女性本體，進而上升到了性心理層次和潛意識層次。通過司綺紋的人物塑造展示了情欲從復雜到單純，從痛苦的情緒到本能的滿足，從毀滅性沖突到鬧劇式滑稽的演進，實質上意味著曾經神圣、崇高，曾經不可替代的一切對象和價值的徹底世俗化。
“玫瑰門”是“女性之門”，是“生命之門”，又是代表著女性隱私的“玫瑰色”。肉體的覺醒無疑是女性感到自己作為女性而存在的一個重要理由。在禁欲主義時代，女性相信了自己身體是污穢不吉利的。男權社會的“性蔑視”使女性以自己的身體為恥，更不能以自己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身體。在這種背景下，女性能坦然面對自己的肉體并以此為榮，既是女性的發現與覺醒的標志，又是對男性社會意識形態的一種抗拒和對男性文化凋敗的一則有力寓言。女性活生生的肉體和生命力備受壓抑和禁錮，以及由此導致的女性對自己肉體的蒙昧和自閉，既是悲劇的表現，又是悲劇的根源。《玫瑰門》是關于女性壓抑的無意識和潛意識的一次大曝光，它既是對男性社會非人性的控訴，更是女性自身的反省。以肉體的覺醒為起點的女性對自我真身的發現，是撕破男權鐵幕的一個切口。
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中談到：“惡是人生在世的基本問題。除非像道家、佛家那樣讓生命退出歷史時間，生命不可能不沾惡。任何一種嚴肅的思想，一種真正的哲學，都不可能不認真對待惡。” ④ “無處不在的惡勾銷了人反抗惡的能力，迫使人要么對惡袖手旁觀，要么成為惡的造作的參與者或受害者。隨之，人被迫漂流于無意義的生與死之間，沒有任何現世力量可以接濟人進入純凈的世界……在日常的惡中生存就是崩潰。” ⑤
在尹小跳的一生中，她的靈魂深處有著兩大罪惡是永遠也抹不掉的。一個是尹小荃的死，一個是唐菲為她的調動而主動受辱。特別是尹小荃之死對尹小跳的一生產生了根本性影響。“尹小跳也永遠記住了她和尹小帆那天的拉手，和她在尹小帆手上的用力。那是一個含混而又果斷的動作，是制止，是了斷，是吶喊；是大事做成之后的酣暢，還是恐懼之至的痙攣？是攻守同盟的暗示，還是負罪深重的哀嘆……”在尹小跳的內心深處，一直認為是自己拉住妹妹尹小帆的手而未能前去救援才導致了尹小荃的死亡，因此小說中才會出現這樣的敘述話語：“人的一生一世，能夠留在記憶里的東西是太少了。宏大的都是容易遺忘的，瑣碎的卻往往揮之不去，就比如一個人的手，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另一個人的手上用過的那么一點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