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報·新批評》發表的石華鵬批評賈平凹《帶燈》的文章中，批評賈平凹只是寫出了當前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而“沒有勇氣真正地去創造人物，去升華題旨，沒有勇氣去突破寫作最后那道紅線”。我以為這是過于為難作者了，在我國現有體制下，能夠真實地反映社會存在的種種弊端已屬不易。盡管如今已不再提“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但是還有很多不容逾越的底線和禁區，不是作家想怎么寫就能怎么寫的。即使作家寫出來了，出版社也不會鋌而走險不考慮自己的生存。公認的偉大作品《紅樓夢》，曹雪芹也不過是寫出了封建社會即將沒落崩潰的實質，并沒有指出改變這個社會的道路和手段。賈寶玉最終心灰意冷地去出家當了和尚，而《帶燈》中的帶燈最后瘋了，應當說比賈寶玉的結局更悲慘。石華鵬先生批評“沒有勇氣去突破寫作最后那道紅線”，不知道他還要怎樣去“突破”什么“紅線”呢?

　　賈平凹在文學上已經取得的成就眾所矚目，他所走過的道路是獨特的，被看做是中國文壇上的“獨行俠”和“常青樹”。雖然已年過花甲，但長期困擾他的乙肝病徹底痊愈，大難不死必有后福，他還在終生不渝的道路上不懈地努力著，屢屢談起在文學事業上的成就，總是對自己的過去不滿意。賈平凹因為有這種努力和不滿意，我們便充滿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