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賈平凹獲法國法蘭西金棕櫚文學藝術騎士勛章。

　　統觀賈平凹的全部作品，我以為至今尚無一部稱得上是完全意義上的經典之作，更不要說篇篇都是珠璣。當然，這一點盡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榮獲美國美孚飛馬獎的《浮躁》，榮獲法國費米娜文學獎的《廢都》，還有榮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和首屆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紅樓夢獎”的《秦腔》，都不過是對這個時代社會生存狀況的真實反映，提出了一些尚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

　　2013年1月10日，在北京舉行的《帶燈》首發式上，賈平凹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道：“幾十年以來，我看到中國在改革開放大的社會轉型時期取得進步，同時也看到轉型時期社會有了更多問題。面對這些問題，雖然你沒有能力改變很多東西，起碼我也很擔憂，也想把自己一些體會表達出來。對一個作家來講，只有寫文章。作家研究社會，但是他不決定政策。他起不了更大作用。有的時候事情是無解的，尤其是在目前中國社會大轉型時期，只能走著，慢慢看著，慢慢來改變。”

　　賈平凹自《廢都》之后的寫作，基本上就是按著這個路子走下來的，以長篇小說《帶燈》為標志，繼續這樣朝前走著，這大概也就是賈平凹的局限性。

　　不久前，在《廢都》出版20周年之際，陜西一個專門研究賈平凹的民間機構，推出一部關于《廢都》的專題紀錄片，意在解讀和挖掘《廢都》深刻的思想性。專題片似乎是在遵從已故國學大師季羨林曾經說過“二十年后再來讀《廢都》”的觀點，通過一個又一個名人和專家對《廢都》闡釋的鏡頭，說明《廢都》是一部具備預言性的經典之作，用當今一些現實生活中的現象，說明賈平凹在《廢都》中所抨擊的種種社會弊端，二十年后都出現了。專題片編導者的這種解讀和挖掘是一種創新，讓人們從更高角度來審視《廢都》。可是在我看過片子后，卻感覺到把如今一些社會弊病說成是《廢都》中曾經有過的預言有點牽強，既缺乏足夠的說服力，也顯得膚淺。

　　《廢都》的思想性應當說不在于它的預言性，而是真實地記錄了中國知識分子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消沉、頹廢以至逃亡的生存態度和行為，從而引發讀者的思考。結論可以是各種各樣的，作品沒有給予任何隱喻或暗示，因為賈平凹已經說過，“有的時候事情是無解的”。賈平凹在我家正在寫作《廢都》之時，曾經十分得意地說“我想要寫一部當今的《紅樓夢》”，又說“《廢都》是我迄今為止感到寫得最滿意的一部書”。當時我只想到了寫女人，現在想來也包括《紅樓夢》那樣的思想性。曹雪芹筆下的人物和故事，展現的是封建社會走向腐朽沒落的種種形態，至于人類社會該向何處走，光明在哪里?作者并沒有給予答復，留給讀者去思考。一部文學作品達到了這樣的思想性，已就被公認為經典之作了。專題片如果能夠從這一點上去挖掘《廢都》，或許會更有收獲。

　　莫言榮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他自己說與政治無關，很多人也說這是國際文壇對中國當代文學及作家的深切關注，表明中國文學所具有的世界意義。我卻認為未必全都如此，只要看一下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佩爾·韋斯特伯格在頒獎典禮上《授獎詞》的全文，就會明白瑞典人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莫言的真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