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夜，兩個人總算是住在了一起。第二天我趁熱又去了西北大

　　學，沒見到賈平凹。再來到柏油巷，韓俊芳在家，問他們昨晚談得怎樣?韓俊芳笑了笑，說：“說他再要有那事，就叫把他那東西割了。”只此一句，便知全部內容，我也笑著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覺得最終大功告成。

　　俗話說夫妻沒有隔夜仇，夜里的內容既豐富又簡單。賈平凹和韓俊芳有了這么個一夜后，冰釋一切前嫌，從此重歸于好當是順理成章。緊接著，中國作家協會安排賈平凹到北戴河療養。按照規定可以攜妻兒同行，韓俊芳答應和賈平凹一起前去。這可以說是一個徹底轉機的極好機會，有了夫妻名義上的同去療養，復婚已是不言而喻，等于向世人宣告過去的一切已經結束。可惜的是，韓俊芳卻提出先要去辦理復婚手續，否則不葷不素算是怎么一回事。啟程之日臨近，賈平凹說回來辦也不遲。韓俊芳就是不答應，又鬧起了別扭，最后賈平凹只帶著女兒淺淺去了北戴河。

　　天大的遺憾失之交臂!自那個星期天之后，我又忙于中日合資公司的工作，壓根兒不知道賈平凹和韓俊芳要同去北戴河，并且產生了辦復婚證的分歧。否則，像我那天的無賴精神，無論如何也會勸說韓俊芳先去了北戴河再說。我一直以為堅冰已經打破，接下來復婚只是個辦理手續的問題。

　　1993年8月，《廢都》開始面市。賈平凹送給我書后，我認真地通讀了一遍，才隱隱感覺到他們的離婚，并非人們看到和想到的那么簡單。盡管賈平凹曾向我哭訴過家庭生活中的苦衷，但是遠沒有《廢都》中描寫的那么詳細。因此，撮合賈韓復婚遠不是原來想象的那么簡單，去北戴河療養賈平凹沒有屈服而未能攜韓成行，則是一個明顯的危險信號。尤其是韓俊芳一直以強勢面目出現，沒有一點兒自責，別人也不好追究其責任，把賈平凹完全置于過錯方地位。賈平凹的忍讓和自責是出于社會壓力和親朋們的責難，復婚并非內心唯一的選擇。因此，韓俊芳應當見好就收，不能扭扯太久，拉緊的弓弦隨時都可能繃斷。

　　1993年10月份開始，我所在的中日合資公司因為雙方在某些問題上意見分歧，發生了嚴重危機，我兼有幾重身份深陷矛盾之中，除此而外一切事情都無暇顧及。直至1994年春節過后，我改任總經理助理兼市場部部長。市場部實行大包干，公司以出廠價供應產品，工資及費用一切自理。我立即著手組建了一支銷售隊伍，而后去廣州、海南等地考察市場。在半年多的時間里，我工作一直忙無頭緒壓力很大，再沒有顧得上去具體過問一下賈平凹與韓俊芳復婚的事兒。沒料想，我曾經費了好大的神兒，把這對曾被稱之為“天仙配”的婚姻，眼看著已經撮合到了一塊兒，最終卻陰差陽錯地徹底泡了湯。

　　1994年5月的一天晚上，我好不容易抽出時間去了一次西北大學賈平凹家。此時的賈平凹家已經很像個家了，書房里擺上了原來在柏油巷的書架和書籍，客廳有了沙發茶幾各種擺設，賈平凹母親從丹鳳老家趕來專門為兒子做飯。那天屋里有一位年輕女子，身材高挑，臉皮兒粉白，賈平凹向我介紹說叫郭梅。另外還有一個小伙子，像是剛到不久的客人。我一走進門，賈平凹就說打麻將打麻將，手實在癢了。于是就到書房拉開桌子，賈平凹和年輕女子靠近，我和小伙子為鄰。連續好幾圈下來，賈平凹還和了幾把，年輕女子一直手氣很臭，嘴里叼著細支女士香煙，不停地發脾氣，拌牌，鬧得賈平凹很不好意思。我那天手氣特別好，始終沒有吭聲，只管低著頭不客氣地和牌，五元十元地收著鈔票。正打著停了電，我說收攤子，賈平凹不許，點起蠟燭接著打。直打到重新來電后又過了一個多小時，我要回住處才余興未盡地散了攤。

　　我離開時賈平凹送我至樓下，問對那位年輕女子印象如何?我已經看出是新歡，想到可能都住在一起了，便毫不客氣地說，不怎么樣，除了床上功夫外，其他恐怕都不如韓俊芳。賈平凹說，大概就是這個了。我說，你要想過從前韓俊芳伺候你的那種日子，再也不會有了。賈平凹承認說，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