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見喜和丹萌的這種做法是一種“善意的謊言”。他們不是從生活到作品，而是反過來從作品到生活，按照小說寫出來的樣子，一一把它們還原為生活的存在，為此而不惜編造出讓人匪夷所思的離奇情節。他們是想告訴讀者，賈平凹能夠把在生活中看到的東西，立即就寫進小說中去，而且成為佳作。然而這樣做的結果，卻是貶低了賈平凹的藝術創造才能，讓人們感覺到賈平凹只不過是一個照相的，有幸遇到馬劍濤對他講了一個近乎完整的小說故事，并實地察看了具體的人和事，然后把它記錄了下來而已。

　　我們不能苛求于孫見喜和丹萌，實際上賈平凹寫作任何一篇或一部作品，事先從不與人切磋，尚未徹底完稿前極少示人。自以為改定后也只有個別書稿送費秉勛、李星這樣的大家閱讀，聽取一下反應。所謂的“怎樣和面，怎樣用酵，怎樣使堿，怎樣揉搓”，別人壓根兒都不知道。也許所有的作家都是這樣，因而才有文學創作是完全的個體行為之說。賈平凹200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高興》，只說他認識一位在西安城里檢破爛的商洛鄉黨，而這位成為他小說中主人公的鄉黨，是怎樣進入他的視野，怎樣誘發他的靈感，他又是怎樣把生活中的原型創造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卻沒有任何介紹。到了2013年出版長篇小說《帶燈》，在《后記》中寫到他結識了一位鄉鎮女干部，不斷向他的手機發短信，而后他去了她所在的地方，聽她講述在綜治辦工作的情況，在她的陪同下走訪了基層村寨。于是他有了沖動，寫出了以一位鄉鎮女干部為主人公的小說《帶燈》。后來有記者問現實中的鄉鎮干部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工作?他則以“不打擾人家正常生活”為　　由拒絕回答。因此說想要探求賈平凹創作中從生活到藝術的秘密，那是相當困難的。

　　到目前為止，可以說中篇小說《雞窩洼人家》是賈平凹作品中創作過程唯一比較透明的一個。本書之前的部分章節，幾乎全是圍繞著這部小說敘述的，從中不難看出我是最為知情者。這里我們不妨對其進行一番剖析，看看賈平凹是如何從生活到藝術進行創造的，研究一下這個“鬼才”和“怪才”的“鬼”和“怪”究竟在什么地方?或許能夠為研究賈平凹整個藝術思維特點，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上下農村全面改革的序幕剛剛拉開，包產到戶后基本上解決了餓肚子問題，發展商品生產讓農民盡快富起來是全社會的中心話題。賈平凹在西安大城市里已經感受到了這種大氣候，但是對于農民到底能不能真正盡快富起來，采取什么方法和途徑才能富起來，還沒有一個踏實的感覺和認識。應當說不只是賈平凹，所有關心農村發展和農民問題的人，在當時都存在著這種疑慮。

　　賈平凹回到了生他養他的家鄉商洛地區，來到秦嶺山區的崇山峻嶺之中。商南縣白浪街之行，他一路看去，領略到秀麗多姿的自然風光和憨厚樸實的山里人本色。把其與現代文明接軌，有了散文《白浪街》和中篇小說《小月前本》。散文《白浪街》以其描述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三省不同風土人情共處一地的奇特現象，令讀者拍手叫絕。中篇小說《小月前本》雖可歸入抒寫改革開放的題材，但只是對傳統的封閉意識予以否定，還沒有上升到發展商品生產上來。在柞水縣期間只是窩在縣城讀了縣志，去鳳鎮走馬觀花地溜達了一圈。來到鎮安之后，賈平凹深入到了生活之中，聽到和看到農村正在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商品生產帶來的沖擊不可阻擋，貧窮落后的山民們也可以一下子富起來。這一切都使賈平凹敏感地意識到，當前農村這種深刻的大變化，正是我們整個國家未來發展的大方向。

　　賈平凹剛聽到那么個換老婆的故事時，只是因為有一些文學價值而感興趣。當他實地考察了當事人后，覺得按照現實生活中原有思想內涵，寫成那種掙脫婚姻枷索，追求人性自由的東西顯然落了俗套。從鎮安回到西安后，他曾經對陜西另一位著名農村題材作家王吉呈講　　述過換老婆的故事，王吉呈也說這是個婚姻自主的老題材沒有什么價值。可是，當賈平凹把反映商品生產對農村傳統觀念的沖擊聯系在一起時，他心里一下子就豁然開朗了。如同莫言所講，他是在一座廟宇里看到“六道輪回”壁畫時，才明白了講述《生死疲勞》故事的正確方法，43天時間就完成了55萬字的作品。這大概就是人們常說的文學創作中的“靈感”，說神秘也神秘，說簡單也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