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要推進增值稅改革，完善消費稅制度，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財政部專家透露，營改增、消費稅和資源稅這三項改革有望先行，消費稅將成地方主力稅種。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并提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到2016年基本完成重點工作和任務，2020年基本建立現代財政制度。而消費稅究竟怎么改革，受到輿論和專家們的普遍關注。新京報記者 高明勇 實習生 李翔宇
訪談嘉賓 李煒光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
朱為群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龔成鈺 天和智庫（北京）經濟研究所、天和網創始人
如果征“零售稅”，整個稅制體系都得變
1、新京報：我國現行消費稅是1994年稅制改革中設立的一個稅種，目的是為了調節產品結構，引導消費方向，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大部分消費稅都在委托加工、生產及進口等三個環節，向經營者征稅。有專家建議，把部分消費稅從生產環節挪到零售環節，留給地方征收，這樣可鼓勵地方政府做好市場服務。國外大多實行的是“消費稅”，國內和國外的一樣嗎？
朱為群：消費稅不少國家都有，比如像美國，聯邦政府沒有像增值稅那樣的一般消費稅，但是它各個州是有銷售稅的，這個銷售稅就是消費稅的一種類型。每個州各自立法，各有差異，這就是地方稅了。跟美國不一樣，加拿大聯邦政府是有一般消費稅的，叫GST，即貨物與勞務稅，實際上就是增值稅，稅率很低，只有5%；每個省又有PST，即省銷售稅。加拿大一直在推HST，即合并銷售稅，也就是要把聯邦的GST和省的PST合并成一個稅，合并以后，聯邦的GST的稅基就變成省銷售稅的稅基，用不同的稅率來分稅，比如，聯邦政府是5%的稅率，哥倫比亞省可以征7%，兩個一加就是12%，它這個是稅率分享。這個方法是很好，可以不再人為地去搞一個地方稅出來。
2、新京報：如果這樣理解，國內和國外的“消費稅”也不是一個概念了？
朱為群：剛才講的美國、加拿大的消費稅，是一般的消費稅，而我們國家的消費稅是特別消費稅。消費稅要改成地方稅有個思路，就是改為零售稅，也就是在零售環節征，因為如果只有產地征的話，有些地方就可能沒有稅征，而零售是每個地方都會有的。美國各個州就是零售稅，如果從消費稅轉換到零售稅，就會涉及銷售地政府和生產地政府利益重新分配。在生產地納稅的情況下，按照目前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稅收收入的分配規則，地方政府雖然拿不到消費稅，但可以獲得增值稅的25%和城市維護建設稅及其他一些地方附加費，所以就會有招商引資的沖動。但消費稅如果變成零售稅的話，它就不再有這個積極性了，這可能是個問題，是不是會引起地方政府行為的改變，對經濟是什么樣的影響，還很難好好地評估。
李煒光：其實現在說的零售稅跟之前的消費稅已經不是一個概念了。
龔成鈺：如果真征“零售稅”，整個稅制體系都得變。
改“零售稅”，事關中央和地方事權劃分
3、新京報：等于說國外大多采取“零售稅”，對國內來說這算是全新的稅種了，需要照顧到的問題必然很多，具體如何操作？
李煒光：這就需要參考一下美國、加拿大這些國家的做法了，西部地區交的稅有一部分應該就留在那里了。
朱為群：還有一種辦法就是通過中央通過轉移支付再回轉到地方政府去。
龔成鈺：說到轉移支付，其實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分稅制到現在，地方轉移支付的基數至今為止沒有變。據了解，西部的基數非常低，轉移支付不是根據人口，而是根據基數來的，這就是個問題。
4、新京報：目前我國的消費稅征收中，中央和地方是什么關系？
李煒光：我國大型工商企業基本集中在東部，但它的商品不是只銷售到東部，它要銷往全國各地。可是我們的稅制是流轉稅，流轉稅又實行共享稅，中央拿大頭，這樣一來，西部是不受益的，它要花錢買東部的產品，受益的是東部，西部只是交錢。
朱為群：對，比如說一個西部人到上海來買東西，稅是交到上海的，上海政府拿了很多錢，負擔卻是外地來承擔的。這就有問題了，因為外地人不能享受上海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
5、新京報：就是說，這很容易導致納稅與公共服務不對等的問題？
李煒光：其實基本的公共服務應該是均等的，全國不分東部西部，城市鄉村。初期標準可以比較低，但這個東西要建立起來，因為政府在做財政資源配置的時候，應該優先把這些事情做了。
說財政體制復雜，其實就是一個分錢的事，前提是各級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在憲法和法律上明確下來。但現在的法律規定模模糊糊，憲法說的很抽象，其他法律也沒有把各級政府必須要做什么寫得具體明確，于是次要的問題經常就變成主要問題了。現在一討論財政體制就是各自的利益，一些政策怎么制定怎么調整，其實并不明確，資源應該是圍著它的公共責任轉的，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厘清邏輯關系非常重要。
增加或減少稅種必須要有規則
6、新京報：公眾關心的問題，可能更多是消費稅的征收環節后移以后，稅負會不會隨之增加？
李煒光：必然的。有時宣傳效應與其實際的減稅效果不一定對應，在某些方面要有非常有說服力的解釋，讓納稅人感受到稅負確實輕了。一般都在呼吁減稅，但一談到減什么稅、怎么減稅，討論就停止了。其實，減稅要跟收入、消費合起來考慮。
朱為群：稅制改革一定要保持總體稅負平衡，最好還要略微下降，因為不下降推動起來是有問題的。還有一個問題很重要，就是減了誰的稅，誰從減稅中受益，因為不同的人的利益是不一樣的。
龔成鈺：減稅這個問題，按照18個稅目來算，其實不高的，它們也就是20%左右是稅。其實真正的是費，像土地增值、社保、公積金、罰沒收入，這些收費是很多的。
7、新京報：目前似乎沒有聽到要在增加稅種的同時減少什么稅種？
朱為群：稅的規則感還是比較清楚的，即使有很多問題，畢竟有很多的法律和條例，但是費的規范性很差，往往是地方政府發一個文件就開始收了，所以一直有人在呼吁制定“行政收費法”。
8、新京報：增加或減少稅種是否需要一個標準？
李煒光：公開透明，維護公正是目標，但是很多該有規則的地方長期沒有規則，有些規則是惡規則，被收費的人被排除在制定規則的過程之外，即便做到公開透明了，沒有這種參與機制進入制定規則的過程，還是不行。所以，該有規則的時候必須要有規則，需要公開透明，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法制，公共選擇的機制要建立起來，社區怎么收費、誰受益得讓所有的人都知道，都有權去質疑去參與。
9、新京報：結合消費稅來看，如何看待此次的“財稅配套改革”？
李煒光：可能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會是財政體制的重構，這里絕不只是為地方財政尋找新的主體稅種的問題，而是要通盤考慮的，是系統性的重構，不能是出了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的工程師思維，要多為未來考慮。
10、新京報：財稅改革需要從哪些方面著手？
朱為群：稅制改革要從頂層來考慮，要堅持公平、正義的原則。稅制改革不能只談目標，必須要有路徑、策略、路線圖和時間表，通過不斷的改革推動和實現它。
龔成鈺：其實有財才有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首先政府要真正保證“小政府、大社會”，以前的“事權和財權相匹配”，到現在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就是一種進步，但是地方上要把全口徑收入管好、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