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國家統計局發布了今年上半年宏觀經濟統計結果。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經濟學家辜勝阻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經濟行穩方能致遠。今年上半年我國宏觀經濟緩中趨穩，在合理區間內運行，當前經濟轉型面臨制造業去產能化、金融去杠桿化、樓市去泡沫化、環境去污染化“四大陣痛”，房地產投資、民間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拉動經濟的傳統“三大引擎”同時減速，導致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在經濟下行時期和各種“陣痛”交織之際，潛在風險隱患極易集中爆發，要高度重視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強化正向社會預期引導，保障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辜勝阻認為，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呈現出“緩中趨穩”的積極發展態勢，另一方面仍然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長7.4%，第二季度達到7.5%，一系列“微刺激”政策初顯成效，定向調控初步遏制了經濟下行態勢。內需對GDP的貢獻為102.9%，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其中最終消費支出占GDP比重52.4%，同比提高0.2個百分點。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第三產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要快于第一、第二產業，占GDP比重達到46.6%，比去年同期提高1.3個百分點；新產業、新業態、新產品在分化中孕育，在變化中成長。產業領域中的高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消費領域中的電子商務等新業態、投資領域中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發展勢頭良好。
上半年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實際增長快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個百分點，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7，比上年同期縮小0.06。在就業方面，就業形勢總體穩定，勞動力市場供求總體平衡。上半年，城鎮新增就業人員737萬人，同比增加12萬人，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數量同比增長1.8%，增加307萬人。大學生就業值得進一步關注。2014年我國高校畢業生規模創歷史新高，達到727萬，就業壓力很大。同時，現在各方面有一個高度的共識，那就是雖然宏觀數據企穩，但我國經濟發展仍然存在內生動力不夠和金融背離實體經濟的潛在風險，穩定可持續增長的壓力依然很大。
辜勝阻表示，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增長速度的換擋期、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疊加”時期，要特別關注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面臨的四大“陣痛”。
一是制造業去產能化。我國正在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工業品價格持續低迷。據統計，今年上半年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繼續維持2013年持續下降的趨勢，其中6月份同比下降1.1%。PPI的持續下行，反映出工業生產可能存在深層次的矛盾與困難，產能過剩問題累積，企業發展受到嚴重影響。工信部統計顯示，上半年產能嚴重過盛行業投資增幅回落，鋼鐵、有色冶煉投資分別下降12.8和7.3個百分點，水泥、平板玻璃行業投資分別下降9.7個百分點和4個百分點，煤炭行業和冶金行業的增速較上半年同期降低了3.8和3.4個百分點。淘汰落后和過剩產能的過程勢必會對相關產業的生產及投資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據統計，前5個月冶金行業利潤同比下降9.2%，煤炭行業實現利潤同比下降43.9%。
二是房地產去泡沫化。房地產是影響GDP增長的一個最大的變數。我國很多城市房價過快上漲，房價與百姓收入增幅不協調，部分一線城市房地產泡沫嚴重。有研究報告顯示，2013年全國35個大中城市房價收入比均值為10.2，北京更是高達19.1，遠高于世界銀行提出的3-6倍的合理區間。截至2014年6月，70個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價格與去年同月相比，價格下降的城市有1個，上漲的城市有69個，最高漲幅為9.4%。房地產的調整將會在短期內對宏觀經濟增長產生一定影響，但從長期來看，將房地產價格控制在一個合理范圍內對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三是金融去杠桿化。當前大量資金在金融體系內空轉，大量流動性流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或房地產市場，導致杠桿過度放大，不僅加劇了金融系統的潛在風險，也造成實體經濟融資困難，影響實體經濟健康發展。中國社科院研究顯示，當前中國非金融企業債務占比極高，達到139%，已經超過了OECD國家90%的閾值。企業負債率高企的同時，政府的負債率也很高。審計表明，有3個省級、99個市級、195個縣級、3465個鄉鎮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高于100%。截至2013年6月底，省市縣三級政府債務余額比2010年底增加了38679.54億元，年均增長達19.97%，而GDP增速近些年已降至8%以下。金融去杠桿化勢在必行，而降低企業和政府的負債率，可能會對企業生產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產生一定影響。
四是環境去污染化。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一些地方政府長期奉行“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模式，在經濟發展中過分追求GDP增長，忽視了對環境的保護，使得污染排放長期累積，欠下巨額的環境治理賬單。全國許多地區出現霧霾天氣，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魯地區等區域，大氣污染程度十分嚴重。據統計，2014年上半年，京津冀區域13個城市空氣質量達標天數比例僅為36.4%，低于74個城市平均達標天數比例23.9個百分點。環保部統計顯示，在全國4778個地下水監測點位中，較差和極差水質的比例高達59.6%。環境去污染化，排除帶毒有害的GDP增長，雖然短期內會對宏觀經濟產生下行壓力，但從長期來看是必要的。
辜勝阻說，房地產投資、民間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拉動經濟的傳統“三大引擎”同時減速，而新增長點又“青黃不接”，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劇。
據統計，上半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7.3%，為十多年來最低，尤其是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僅增長13.6%，到位資金增長13.2%。投資是經濟運行的“三駕馬車”中的一個快變量，投資的放緩將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巨大的下行壓力。從傳統動力來看，投資中有“三大引擎”，一是房地產市場開發，二是民間投資，三是基礎設施建設。
當前，“三大引擎”正在同時減速。首先，房地產面臨市場“拐點”，今年上半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6.2個百分點，房企投資意愿大大下降。房地產市場一頭連著投資，另一頭連著消費；一頭接著實體經濟，另一頭接著虛擬經濟；一頭與地方政府財政緊密相連，另一頭與開發商、銀行、消費者利益息息相關。其次，民間投資的增速有所回落。截止今年6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超過了65%，中國已經進入民間投資“唱主角”的時代。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0.1%，但與去年同期增速23.4%相比，民間投資的增速正在降低。第三，當前部分地方政府財政緊張，債務負擔較重，政府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面臨資金難題。據統計，部分地區受政府債務償還壓力的影響，交通、運輸、水利、環境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增速與去年同期項目有明顯的減慢。
辜勝阻提出，金融風險的釋放和爆發與經濟運行密切相關，經濟上行時風險不易發現，經濟下行時各項潛在風險隱患極易集中爆發。我國處于金融風險的上升期，防范和化解金融領域的各項風險是應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保持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近期我國金融風險呈現出“點多面廣、相互交織、互相傳導”的特征，應重點關注以下五大風險：房地產市場出現拐點使信貸風險上升；局部地區的地方政府性債務償還面臨巨大壓力，2014年我國到期需償還的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占債務總余額的21.89%，是償債壓力最重的一年；產能過剩領域的貸款已經成為銀行業不良貸款的“重災區”；影子銀行運作不規范、缺乏透明度給金融體系平穩運行帶來巨大的潛在風險，；流動性錯配形成“錢多”和“缺錢”并存的結構性金融風險。2014年6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突破120萬億元，增長14.7%，可謂“錢多”，由于金融資源嚴重錯配，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又面臨前所未有的融資貴，融資難，嚴重缺錢。
辜勝阻強調，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要從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兩方面入手，既要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監管轉型，又要鞏固實體經濟的堅實基礎，“多管齊下”，標本兼治。當前我國金融領域面臨的風險，一些是金融體系自身發展不完善、監管機制不健全導致，另一些則是實體經濟風險在金融領域的反映。要保通過穩增長，給經濟托底，為化解各項潛在風險點創造一個相對平穩的環境，延長風險釋放的時間窗口、實現風險緩釋。
一要建立風險監測預警和應急機制，定點爆破局部和區域風險，及時處置風險隱患，防范于未然。需對當前的各項潛在風險進行重點排查，對特定領域和地區的非系統風險要在可控范圍內引爆，防止風險在該領域過度累積。
二要推進體制改革和金融監管轉型，形成有效的市場化的風險約束機制。對跨市場、交叉性的產品加強協調和改革，逐步建立“混業經營、統一監管”的金融監管體制，將影子銀行納入規范的監管框架，明確其監管主體和監管規則。要通過建立和完善金融機構退出機制、存款保險制度和有序打破“剛性兌付”等一系列市場化風險約束機制，促進金融機構在市場環境下“優生劣汰”，避免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轉嫁到其他領域。
三要建立樓市長效管理和差別調節機制，多渠道化解房地產拐點導致的金融風險。一方面，平衡房地產市場的供求關系，穩定市場預期。一二線城市要擴大中低端市場房屋供給，滿足大城市低收入和“夾心層”的住房需求；三四線城市控制新建商品房供給，對首套房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實行信貸和稅收優惠。另一方面，拓寬房企直接融資渠道，避免房地產金融風險過度集中于銀行體系，要積極推進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規范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完善房地產貸款保險制度，發行住房金融債券。
四要規范地方政府舉債，強化政府負債和預算硬約束。積極化解現存風險隱患，通過設立政府性債務償債準備金、制定應急預案等手段為可能的風險爆發做好準備。長期看，應“開前門、堵后門、修圍墻”，構建以債券為主的地方政府負債融資機制。并積極利用地方政府債券和公私合作模式(PPP)化解存量債務，堵住“后門”。
五要構建競爭高效的多層次金融體系，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使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改變企業融資過度依賴銀行，金融風險高度集中在銀行的局面；推動企業股權融資，鼓勵市場并購，加快發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解決經濟中長期存在的利率二元結構現象；盤活貨幣信貸存量，將“迷失的貨幣”引流到實體經濟領域。(劉 偉 曹譽波 李 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