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報：銀行為什么不能有效傳遞政策制定者的意圖？中國的經驗、教訓能有哪些啟示？
周小川：這是因為銀行體系面臨著四大問題：一是銀行資產質量問題，銀行忙于修復資產負債表。二是巴塞爾協議Ⅲ的實施導致資本充足率要求上升，銀行缺乏足夠的資本支持信貸擴張。三是監管措施在危機期間出現收緊，人們希望監管政策是逆周期的，但事實上經常出現順周期的情況。四是融資問題，銀行間市場和債券市場受危機影響都很不活躍，限制了銀行的融資能力，例如歐元區的銀行間市場就出現了跨國流動性不足。
在上述“增長—財政—銀行”三連環惡性循環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能夠做些什么呢？傳統上，央行貨幣政策的數學模型中不考慮金融部門。這些模型中包含了央行、企業、居民部門，但卻沒有金融市場和銀行部門。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過去我們簡單地認為貨幣政策能夠通過銀行體系自動且順暢地傳導至實體經濟的企業和居民部門。但在這次危機中，美國采取了零利率和量化寬松政策后，卻發現銀行部門沒有充分傳導，歐洲也出現了這種狀況。這可能說明應重新考慮貨幣政策傳導問題，將金融部門行為納入到央行的貨幣政策模型中去。有些人對這一現象進行了研究，并認為需要考慮對銀行體系給出激勵機制。
日報：你說的這種激勵機制有哪些內容？在中國過去的改革中是否有過應用？
周小川：首先，當前大家重點關注的方法是向弱的銀行注資。但并非表現消極的銀行都是因為資本不足。有的銀行是愿意擴大信貸的，但資本不支持，對這類銀行注資是有用的；也有的銀行是受有毒可疑資產的困擾，即使進行注資也不能馬上修復，可能需對其實施有毒資產剝離，從而使其輕裝上陣，會更有效。中國曾經歷過這種狀況。
其次，銀行業的利差大小對信貸積極性是有激勵作用的，這要看有無調節利差的手段。過去，主流觀點是不支持央行調控利差的，但近來歐央行的LTRO似包含這種激勵。
再有，零利率會鼓勵銀行囤積現金，因為資金來源是近乎零成本的，現金囤積有助于銀行應對風險，而不一定要貸出去。經濟學界一直都對流動性陷阱和零下界利率有不少討論。是否應該避免出現零利率？即在利率下降到較低水平時（比如2%），就切換到數量寬松政策，而不是降到零利率后再去搞數量寬松，那時可能就為時已晚了。
總之，這次危機會帶來不少新挑戰、新課題，需要研究銀行體系在特殊情況下的行為和響應方式。
亞洲金融危機中的部分亞洲國家銀行業曾面臨類似的困境。當時，也存在經濟增長緩慢、通貨緊縮、銀行“技術性破產”等一系列問題。
歐債危機的一個啟示：
政府債務宜集中于國內
日報：激勵機制設計的思維框架是否也能引用到對于歐債危機的解救之中？是否可以用來推動一個國家的“債務自律”？
周小川：許多國家認識到必須進行財政整頓，但公眾卻存在抵觸情緒，所以就存在沖突。那么如何能有助于國內形成共識去勇渡難關呢？
不同的經濟體有不同的公共債務占GDP比率，同時這些經濟體的內債和外債所占比例也有所不同。例如，日本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債務都是本國居民購買，而希臘國債的外國投資者比重很高。這些國家面對的難點是不同的。如果債務以本國持有為主，雖然問題嚴重，但收入分配基本限于國內公眾或國內的代際之間，自己人之間形成共識會相對容易一些，道德風險小一些，不會給全球經濟造成太大風險。這樣做也有利于形成公共債務的定價機制。
另一考慮是可以促進政策選擇的共識機制。除了債務的多少，還有消化債務的時間表，如果一部分人認為當前不能過度緊縮而要中期實現緊縮和整頓，就要在國內促成共識，拿出保證或質押。而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政府實施財政整頓政策，另一方面公眾卻走上大街向外國勢力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