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繳納個人所得稅最多的不是處在金字塔頂端的5%左右的富人，也不是年收入在2萬英鎊以下的工薪階層，而是中產階層，他們貢獻了全國70%左右的個人所得稅。
中產階層還是英國市場上的消費主體，他們幾乎決定了英國消費品的定價和品位。對于主要靠內需拉動經濟的英國來說，近4000萬中產階層人士的消費傾向將決定它的發展前途。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史專家肯特·鄧在接受《環球》雜志記者采訪時表示，是中產階層的興起和壯大維持了英國的經濟繁榮。
一些社會學家認為，工業革命之后，英國并沒有如一些人士預測的那樣出現嚴重的社會分化，資本主義也沒有滅亡，原因之一就是中產階層的形成和壯大。由于社會并沒有簡單地分裂成富人和窮人，而是出現了龐大的中間階層，窮人和富人這兩個“天然的敵人”才失去了相互斗爭的社會大環境，社會得以保持長治久安。
另外，由于人數眾多，地位重要且把持了各行各業的關鍵崗位，中產階層成為英國各政黨和歷屆政府最為重視的階層。不管哪個政黨想上臺，都會極力爭取獲得中產階層的支持；無論哪個政黨執政，都會采取有利于中產階層安居樂業的政策。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政府政策的大同小異和連續性。
肯特·鄧表示，西方戰后的中左政權幾乎都是中產階層政權，由于中產階層的壯大，這一格局未來也不會發生改變。不管是哪個政黨，得罪了中產階層就無法上臺執政，“西方國家已經走上中產階層成為主人的道路”。
在許多新興國家，培育一個健康充實的中間階層也正日益成為迫切的施政需要，俄羅斯前總統普京在任期間，一直想培育起被稱為“經濟穩定器”的中產階層。2008年，他在國家杜馬會議上明確指出，要努力在2020年前使60%甚至70%的居民進入中產階層。在中國，溫家寶總理也明確表示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這也是中國迄今對于建立中產階層社會最為明確的表述。
而事實上，由于中產階層的脆弱和不穩定性，被許多國家奉為穩壓器的這一群體，也容易瞬間變成加壓閥。
無論是泰國當前的動亂、希臘債務危機的街頭示威還是前段時期的歐洲罷工潮，都隱含著中產階層對于自身權益的強力訴求。而一旦國家調控性政策出臺，利益最容易受到觸動的，也通常是中產階層。
盡管發達國家普遍設立了公費醫療、免費教育、養老保險和帶薪休假等保障性制度來穩定這一群體，然而對于這一基數和意識主張都在膨脹的中產階層而言，如何趨利避害，成為考驗各國政府智慧的執政之難。
不僅如此，許多國家尤其是新興國家高速擴張的中產階層正在越來越深刻地影響世界的游戲規則，持續的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能源、糧食價格上的壓力也正在顯現。針對這一新增中產階層，世界需要做出比以往更大的調整了。
新興中產尤可期
全球中產階層在人數與財富方面的增長速度仍在不斷刷新人們的想象。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曾表示，新興市場中產階層的崛起已經成了“10年中最為重要的事件”，他們將于20年內在全球消費力方面超越西方中產階層。摩根士丹利亞洲區總裁斯蒂芬·羅奇則認為，在5至10年內，光是亞洲新興國家的中產階層就能夠填補過度消費的美國消費者所留下的空白。
僅在拉美地區，有數千萬人成為了這個地區來之不易的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的受益者。在擺脫了貧困之后，他們初步的繁榮正在促使這個地區的消費市場快速增長起來。這里曾經是一個少數精英分子和多數貧苦大眾形成鮮明對比的地區。拉美中產階層的出現，為改革這個地區的政治帶來了希望。